今年，我二十四岁。
十四年前翻过山头望见远处铁轨的那一刻起，我便不再打算回来。
那个傍晚我站在山脊上，看著山下的镇子，看著那些瓦房和小巷，我对自己说，走了就別再回来。这个镇子里藏匿著无数腐烂生疮的思想，我不想再觉察到任何一个。
可它们还是跟著我走了。
藏在梦里，藏在疤里，藏在右腿阴雨天隱隱作痛的地方。
无数面目可憎的魑魅魍魎苟延残喘在这座小镇，巷边的臭水沟里有无数虫豸的尸体在不甘中凋零。
两个月前，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个很奇怪的店老板，嗓音清秀，听上去是个年轻人。
“刘昭先生，您好。”
“你是？”
“恕我冒昧，我是兰英镇的茶楼老板，您家里最近出了些变故，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回乡处理。”
我握著电话，愣了很久。
兰英镇。
这三个字像一把钥匙，插进我脑子里某个锈死的锁孔。
“变故？什么变故？”
“令尊与令堂病危。”他说，“因为实在联繫不上您，故托我找寻您的联繫方式。”
电话那头很安静。没有背景音，没有风声人声，像他站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对於过去发生在您身上的家事，我深表同情。”他说，“但生死大事，我尚需將二老的意愿带给您。”
我没说话。
他也没催。
就那么安静地等著。
过了很久，我才听见自己的声音：“你……”
“那么祝您生活愉快。”他打断了我，“我们来日再会。”
还没等我开口，对方已经掛断了电话。
那两个月里，我总有些心神不寧，心臟隱隱作痛，这是一种源自记忆里诡异的痛觉。
我握著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外面是车流人声，是我努力了十几年才挤进来的世界，可那一刻我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自己的心跳。
咚。咚。咚。
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敲钟。
父亲没上过学，普通农民，酗酒，好赌。母亲是残疾人，痴呆，没有自主意识，连话都说不清楚，仅剩下生物本能反应。
这是我对自己说过无数遍的话。像念经，像上锁，似要给自己建一堵绝情的墙。
可那堵墙在那通电话之后，开始变得有些鬆动。
我记起一些以前不愿意记的事。
父亲没喝酒的时候，偶尔会带我去赶场。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路无话。路过卖糖葫芦的，他会停下来，问我想不想吃。我说不想，他就不买了，继续往前走。可有一次他自己买了一根，递给我，说吃吧，看你馋的。
那年我七岁。
我吃著糖葫芦跟在他后面，觉得他的背影其实也没那么高。
母亲呢？
母亲是什么时候变成那样的？我不记得了。
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好像不是这样的。
她会抱著我哼歌，会给我梳头，会在我发烧的时候整夜整夜不睡，用凉毛巾敷我的额头。
后来呢？
后来她就不看我了。
后来她就只会坐在火坑边，低著头，啊啊地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从不跟我说。我问过一次，他打折了我的腿，却只说別问。
我不问了。
那些事，那些被我锁起来的、不愿意想的事，在那两个月里一点一点往外渗。像臭水沟里边生锈铜管，滴滴答答淌出腥臭的黑水。
我告诉自己別回去。
那个镇子没有什么值得我回去的。父亲还是那个父亲，母亲还是那个母亲。他们病危，跟我有什么关係呢。
可我睡不著。
然后他就走进那片竹林里去了。
那片我从来没见过的竹林。
两个月后，我还是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回去。也许是那个电话里说的“生死大事”，也许是那两个月的辗转反侧，也许是那个站在破庙前流血的八岁男孩。
他一直在我脑子里，一直看著我，一直等著我回去。
火车开了很久。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我看著那些山一座一座往后退，就像书页般缓缓重叠。
兰英镇就在这些山的某个褶皱里等著我回去。
等著我不知道该不该面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被锁了十几年的记忆。
我不知道等著我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那通电话不是结束。那个嗓音清秀的茶楼老板说的“来日再会”，也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