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意的老板们或许真的相信本可自救的幻觉
但更可能的是他们看到了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皇帝信赖的总署和顾问权势日隆，但也树敌无数。
议会即将复会，关于总署权限、关于干预政策、关于鲍尔顾问个人风格的争议注定会成为焦点。
这个时候站出来以受害者和自由市场捍卫者的身份发声，既能发泄私愤，又能迎合一部分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议员的口味
他们在试探，试探舆论的反应，试探总署的容忍度，也试探更高层的态度。
如果总署对此毫无反应或者反应软弱，这些声音就会迅速放大，从暗流变成明浪，从抱怨升级为政治诉求，甚至可能串联起更多对现状不满的势力，形成一个反对鲍尔改革的舆论同盟。
这绝不能放任。
但如何应对？粗暴压制会坐实专制的指控，正中某些人下怀。无视等于示弱。辩解？与这些人辩论是否本可自救毫无意义，那是陷入他们设定的战场。
他得找个好法子来回应这些倒打一耙的家伙
就在他思考之际，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
“进。”
门开了，赫茨尔走了进来。
“顾问先生，舆情监控的最新汇总，以及……一些需要您即刻关注的动向。”
“说。”
“希塔菈女士那边重点关注的经济和商业类报刊，过去一周内类似批评总署和四大银行在危机中过度干预、损害中小企业主利益的文章和评论数量增加了三成。”
“虽然尚未出现在主流大报的头版，但在《柏林商业信使》、《北德工业评论》和《法兰克福金融通讯》这类专业读者群固定的刊物上已经形成了小范围的集中讨论。”
“论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质疑总署强制接管和债务重组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正当性；”
“二是控诉四大银行利用危机进行垄断性扩张，挤压了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
“三是将目前部分行业复苏缓慢、就业岗位增长不如预期归咎于政府的错误干预破坏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篇文章的笔法和引用的案例与之前议会中几位来自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与当地商界关系密切的议员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论高度重合。”
“希塔菈女士认为这很可能不是自发抱怨，而是有组织的舆论铺垫。”
克劳德快速扫过那些摘要。果然，熟悉的套路。
将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简化为政府vs市场的二元对立，将必要的干预措施污名化为粗暴掠夺，将自己经营不善或投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外因，将自己包装成自由企业家精神和底层就业创造者的悲情代表。
“有没有具体点名的人物或企业案例？”克劳德问。
“有。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几个名字”
“比如汉堡的北海贸易公司前老板里希特；法兰克福的莱茵金属加工厂原所有者施密特；还有柏林本地的市布料厂的厂长弗里德里希。”
“这几个人在危机中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后，活动似乎比较频繁，经常出现在相关的行业聚会和沙龙上。”
克劳德在记忆里搜索着这些名字。
有些印象，都是在当时债务窟窿巨大、经营完全瘫痪，若非四大银行接手立刻就会引发连锁违约和失业的企业。
那个北海贸易公司似乎还涉及一笔糊涂的远东投机生意，亏空了本就不多的流动资金。
“他们的现状呢？拿到补偿后，生活无虞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至少在物质上他们远谈不上窘迫。”
“里希特在汉堡的庄园据说刚刚翻新了马厩；施密特在法兰克福的宅邸今夏举办过两场规模不小的沙龙；弗里德里希的儿子据说完成了在瑞士的学业，最近回到了柏林。”
“也就是说，总署和四大银行的处理至少让他们保住了体面的生活，避免了破产清算后可能面临的诉讼甚至牢狱之灾。”
“而现在他们用这份体面作本钱，尝试在舆论场上找回场子，或者……讨要更多。”
“他们想要什么？真的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让总署和四大银行把吞下去的企业吐出来？还是指望议会迫于压力，通过什么法案补偿他们的损失？”
“目前看直接要回企业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的诉求可能更侧重于制造舆论压力，迫使总署在未来类似事务上更加谨慎，试图在制度层面限制总署，也有可能是想要一些订单关照和经济补偿之类的”
“补偿？关照？他们是不是忘了，他们的企业能活下来就已经是最大的补偿和关照了？”
“没有四大银行填上那些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