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就是我的判断。风险当然存在，任何改革都有风险。但无所作为的风险更大。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我们未必还有这次的好运气和缓冲空间。伦敦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提到伦敦，沙伊德曼的眼神黯淡了一瞬。那场失败的起义是社民党乃至整个德国左翼心头沉重的阴影。
“您描绘了一个可能的前景，顾问先生。也分析了各方的可能反应。听起来，似乎有成功的可能。但是，政治从来不是简单的力量加减法。”
“还有意外，还有情绪，还有那些无法用利益完全计算的东西，比如荣誉，比如传统，比如突如其来的丑闻，或者某个关键人物的突然倒戈。”
“我明白。所以，我们需要盟友，需要更多的支持者，需要在议会里形成足够推动法案的力量。社民党依然是议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尤其是在代表工人和城市平民的诉求方面。”
“在限制金融资本、保护普通劳动者这一点上，我们的短期目标高度一致。与其在议会里无休止地争论终极目标，不如先携手把眼前这头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野兽关进笼子，至少先给它套上我们能控制的缰绳。”
“很务实的说法，鲍尔顾问。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党内一些同志对我的批评，说我已经忘记了红旗最初的颜色，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在议会里讨价还价的政客。”
“您没有忘记，沙伊德曼先生。您只是比他们更清楚，红旗需要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才能飘扬。一片被金融风暴彻底摧毁、被绝望和饥饿笼罩的土地，插上再鲜红的旗帜，也只会更快地褪色、被风吹走。”
“伦敦的工人们用鲜血证明了勇气，但也证明了没有准备、没有组织的勇气，只是昂贵的牺牲。”
“所以，”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先和……皇帝陛下的顾问合作，给那些逼得伦敦工人走上街头的银行家们套上缰绳，哪怕这缰绳的另一头，握在皇室和容克们的手里？”
“缰绳的一端，必须握在有能力拉动它的人手里。在当前的德国，谁有这个能力？是议会里吵吵嚷嚷、席位刚刚被选民抛弃的社民党？还是街头那些满腔热血但一盘散沙的工人？”
“现实是，陛下、总署、甚至一部分愿意看到金融秩序稳定的容克和实业家，是现阶段唯一有可能拉动这根缰绳的力量。拒绝与有可能拉动缰绳的力量合作，就等于把缰绳彻底交给野兽，或者眼睁睁看着它继续横冲直撞，直到把所有人都拖进深渊。”
“社民党可以继续扮演高尚的反对党角色，在议会里投下反对票，在报纸上撰写批评文章，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麻痹工人的改良主义糖丸。这很容易，也很安全，能保住理想主义者的名声。”
“但然后呢？然后银行家们会松一口气，他们会变本加厉。然后下一次危机来临时，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更多的家庭破产。然后街头会积聚更多的愤怒”
“而那时，站出来收割这些愤怒的，可能就不再是呼吁理性改革的社民党，而是更极端更不负责任的力量。伦敦的悲剧可能会在柏林以另一种形式重演。”
“沙伊德曼先生，您比我更了解工人，了解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面包能暂时平息饥饿，但无法消除不公带来的愤怒。”
“如果我们现在不抓住机会，利用这场危机带来的短暂窗口建立起哪怕是最基本的防护栏，那么当下一波浪潮打来时被吞噬的将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社民党孜孜以求的未来。”
“您说的防护栏……您构想的金融监管，真的能保护工人和小市民吗？还是说，这只是让国家资本取代私人资本，换一种方式继续剥削？”
“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但一个被监管、信贷投向受国家引导、必须考虑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金融体系，至少比一个只对利润负责、可以随时抽干企业血液、制造投机泡沫的金融体系，对工人和小市民更有利。” 克劳德坦然回应，
“这不会终结剥削，但可以取缔其最野蛮的形式。这是第一步，或许也是当前唯一可能迈出的一步。是选择追求遥不可及的一步登天然后摔得粉身碎骨，还是先走出这切实可行的一步站稳脚跟，再图将来？”
“您很擅长说服人，鲍尔顾问。或者说您很擅长把残酷的现实和有限的希望，一起摆在人面前，让人别无选择。”
“您描绘了一条充满荆棘、妥协、甚至可能被同志唾骂的道路。但另一条路……您说得对，另一条路可能连荆棘都没有，只有悬崖。”
“社民党可以支持推动某种形式的金融监管法案。但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监管法案必须明确包含对普通储户存款的保护条款，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障机制，不能再让普通人的积蓄为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