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小德皇特奥多琳德……说服她？或许根本不需要说服。
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朕的克劳德”的银渐层，对金融监管的具体细节恐怕毫无兴趣。她需要的只是一个理由，一个能让她克劳德放开手脚去做的理由
比如，为了帝国的稳定，为了不再有伦敦那样的惨剧，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安心吃饭这些对她而言，比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更有分量。
至于那些银行家会怎么想？她大概只会觉得，如果他们敢让她的克劳德不开心，那就是坏蛋，是帝国的蛀虫。
关键在于议会。在于如何将皇帝的支持、宰相的默许，转化为实际的立法和行政权力。
第二大党社民党虽然暂时失势，但其在工人、城市贫民和部分知识分子中依然拥有广泛基础。他们的议会党团，此刻正处在十字路口
是继续固守原有的议会斗争路线，还是寻求新的突破口，甚至……与某些务实的改革力量进行有限的合作？
艾森巴赫的保守联盟内部也非铁板一块。那些与四大银行捆绑过深、靠金融投机和资本运作而非实业起家的资本家，必然会誓死抵抗。
但那些真正的工业巨头，尤其是与重工业、军火、铁路、航运相关的实业家们呢？
他们苦银行的高利率、苛刻的贷款条件和随意抽贷久矣。如果新的监管框架能迫使银行向战略产业提供更稳定、更优惠的信贷，他们是会反对，还是……会权衡利弊？
分化，拉拢，交换，施压。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来不是简单的多数对决。只要能让足够多的议员相信，加强金融监管符合帝国的长期利益，或者至少，不这样做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那么，法案就有通过的可能。
当然，也可以直接利用宪法赋予皇帝与宰相的权利直接解散议会，但那么做不利于稳定，能不撕破脸最好
而且他手里还有一张牌，危机本身。
四大银行在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储户的愤怒，企业家的怨气，这些都是可以借助的舆论力量。
他可以巧妙地引导这种情绪，将其转化为对不负责任的金融资本的声讨和对国家出手，重建秩序的呼唤。
伦敦的鲜血还在那里，那就是最生动的反面教材，再不让利出去等着自己这里弄出个什么柏林公社吗？
至于社民党自身……
工人目前的态度很微妙
在这个时空的1912年，它内部的分裂与嬗变更甚于OTL。
伦敦的血不仅染红了泰晤士河岸，也像一盆冰水，浇在了许多德国社民党人头上。
那些在议会里慷慨陈词、在工会大厅中组织罢工、在报纸上撰写雄文的社民党理论家和活动家们，此刻想必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与反思。
伦敦的起义者们，那些自发的、缺少严密组织、但充满勇气的工人和水兵，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而结局是全军覆没，血流成河，除了留下仇恨的种子和失败的教训，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这无疑沉重打击了社民党内部激进派的声势，但也会让温和改良派感到前途茫茫。他们一直试图在帝国体制内为工人争取权益，可当体制本身露出獠牙时，他们又能做什么？继续在议会上辩论？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
克劳德很清楚，从后世的历史视角看，社民党的改良路线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进步意义，也为工人争取到了不少实际权益。但他们也常常陷入议会迷思，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妥协甚至保守的一面，最终未能阻止更大灾难的到来。
然而，站在1912年柏林的这个办公室里，他无法也不应该，以全知的视角去鄙薄这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先行者。
他们也许会犯错，自己来自未来，有穿越者的信息优势
自己不比他们伟大……
他们在艰难摸索，自己只是借用了他们的经验
他们才是值得尊敬的人……
是的，他来自未来。他知道大萧条的可怕，知道纳粹的崛起，知道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知道苏联的兴衰，知道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某些形态，甚至知道一些技术发展的模糊路径。
这些是巨大的优势，是作弊器。他可以利用这些先知，在关键时刻做出更正确或更有利的选择，比如以工代赈，比如构想金融监管，比如警惕法国的民族主义。
但社民党的那些人呢？伯恩斯坦、考茨基、李卜克内西……
他们是在没有地图的黑暗中，仅凭着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剖析、对工人苦难的同情、以及对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念在荆棘中开辟道路。
他们提出的许多具体主张，在后世看来可能是温和甚至保守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面临镇压、污蔑和背叛。
他们是在与一个强大的、拥有暴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