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些宏大的计划最终能惠及这些蜷缩在门洞里的老妇，这些在寒风中奔跑的孩童吗？
他不知道。他只能尽力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有面包，有哪怕一丝微弱的希望。但根深蒂固的贫困，社会结构的板结，远非几项紧急政策所能轻易撼动。
“先生……行行好，给点钱吧，孩子病了……”
克劳德转头，看到一个三十多岁、面色蜡黄憔悴的妇人，抱着一个裹在破毯子里、不住咳嗽的小女孩，蜷缩在墙角。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卑微的乞求。
克劳德的心像被那孩子压抑的咳嗽声攥紧了。他将手伸进口袋，指尖触碰到几枚硬币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币，将他们轻轻放进妇人那因寒冷和劳作而皲裂的手中。
“给孩子请个医生，买点药和吃的。
妇人愣住了，看着手中那叠远超出她预期的钱 不仅有叮当作响的硬币，还有一张足以让她们母女吃上几天饱饭的钞票。她蜡黄的脸上瞬间涌上难以置信的神色，几乎要抱着孩子跪下。“谢谢！谢谢您，好心的老爷！愿上帝保佑您！”
克劳德侧身避开了她的跪礼，只是又低声说了一句：“快去吧，天冷。”
然后，他拉了拉大衣的领子，转身离开
他给予的帮助是真实的，那点钱或许能让那对母女熬过几天，甚至请来一个医生。
但然后呢？帝国像这样蜷缩在寒风与绝望角落里的家庭，又有多少？他那点个人的、偶发的施舍，在庞大的、结构性的苦难面前，杯水车薪，
刚才在艾森巴赫书房里那种运筹帷幄、试图以国家力量撬动产业棋局的感觉一下全消散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是的，他之前的许多构想，无论是金融整顿，还是以工代赈，甚至是刚刚与宰相敲定的产业干预计划，更多是基于宏观的数据、逻辑的推演、对历史粗浅的借鉴，以及一种作为穿越者的优越感。
但他真的了解工人吗？了解那些在工地挥汗如雨、在工厂机器旁耗尽青春、在失业后陷入绝望的男男女女吗？
他知道他们一天工作多久，工钱几何，如何支配那点微薄的收入？知道他们住在怎样的房子里，吃什么食物，生病了怎么办，孩子如何上学？知道他们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最迫切的希望又是什么？知道他们如何看待皇帝、宰相、总署，如何看待那些在街头巷尾散布激进思想的鼓动家？
昨天工地上的事故，是安全管理的疏漏，但何尝不是更深层问题的冰山一角？
工人们为何会忽略安全？是因为疲劳？培训不足？还是内心深处觉得，比起受伤的风险，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让家人不挨饿更为重要？
那些在围墙外演讲的激进分子，他们的观点固然偏激，但他们能吸引听众，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某些话语，恰好击中了工人们心中真实的苦闷与不甘？
总署的稽查员们，如今遍布普鲁士，维持秩序，防止盗窃，也听从赫茨尔的命令
但这够吗？工人们会在他们面前吐露心声吗？会说出对工钱、伙食、工头的不满吗？会表达对未来的迷茫和对激进思想的真实看法吗？
恐怕很难。赫茨尔汇报的士气很高、感激陛下和顾问，很可能是经过层层过滤、或者是在稽查员注视下说出的场面话。
真正的民意，如同地下的暗流，不深入到最底层，是无法触摸的。
他需要眼睛，需要耳朵，需要真正能沉下去、贴近工人、了解他们生活、倾听他们声音的人。
这些人不一定需要多高的文化，但必须能吃苦，有同情心，善于观察和沟通，对底层有深刻的了解。
他们的任务不是管理，不是监视，而是了解。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思想动态、实际困难、对政策的看法、对未来的期望、对各类宣传的反应。
他们要走进工棚，走进工人家中，走进工人聚集的酒馆，用平等的姿态，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或管理者。
他们要记录真实的工时、真实的工钱、真实的物价、真实的居住环境、真实的医疗状况。
他们要分辨哪些抱怨是合理的，哪些困难是政策可以解决的，哪些情绪是需要疏导的，哪些危险的苗头是需要提前扑灭的。
只有掌握了这些真实、具体、鲜活的一手信息，他制定的政策，无论是扩大以工代赈的范围和项目，还是介入工厂管理，或是进行思想引导，都需要更鲜活的信息才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更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想当然的空中楼阁。
他想起了前世的一些模糊记忆，在历史书上，在影像资料里，那些穿着灰蓝或土黄制服的人们，是如何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
在德意志帝国，在柏林，在总署，他需要一种类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