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感激她的同情，有时会接受她带去的食物或药品，但当她说到革命，说到未来的主人翁，他们的眼神会飘向别处，或者嘟囔着“那太远了，小姐，我们只想今天能多赚几个芬尼”。
她与那些激进的…往往处于地下状态的社民党左翼也有隔阂。
他们嫌她布尔乔亚气息太浓，嫌她的理论不够纯粹，嫌她的行动充满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和软弱性。
她试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不公，呼吁改革，但主流报刊要么拒绝刊登，要么将她的文章删改得面目全非。只有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激进刊物愿意接受，但影响力微乎其微。
四处碰壁。父亲的话扎破了她努力维持的理想主义的气球。
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以及……羞耻。为她的无力，也为她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优越生活感到羞耻。
这张光滑的餐桌，这栋安静的宅邸，父亲稳定的教授薪金，母亲精心打理的家……这一切，都成了横亘在她和那些她想要为之奋斗的人们之间的无形高墙。
然后，刺杀发生了。
克劳德·鲍尔，那个她曾经在内心深处认为毫无原则，在各方势力间摇摆不定，用一些看似激进实则服务于皇权和现有秩序的手段来收买人心转移真正矛盾的投机分子、骑墙派、皇帝的弄臣……被刺杀了？
消息传来时，她正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试图修改一篇关于女工待遇的文章。
周围的人们先是震惊，然后爆发出各种各样的议论。
有些穿着体面的人拍手称快，说那个蛊惑陛下的魔鬼终于遭了报应；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接下来会有更严厉的镇压；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像是工人和小市民的人，表现出的是一种真实的愤怒和仿佛失去主心骨般的恐慌。
她听到了“顾问先生是为我们才被那些蛀虫害的！”“陛下一定要严惩凶手！”“没有顾问，那些黑心的家伙又要回来了！”这样的议论。
她坐在那里，笔尖悬在稿纸上，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里涌起的感觉复杂难言。
她讨厌他。讨厌他那套看似为民请命、实则强化国家威权的逻辑，讨厌他利用民众的苦难来扩张那个资源总署的权力，讨厌他那种游刃有余、似乎总能找到第三条路的狡黠。她觉得他是在用止痛药麻痹病人，而不是去根除病源。
但是……不可否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那些被查封的血汗工厂，那些被逮捕的、嚣张跋扈的恶棍，那些在总署接管下，至少暂时能领到足额工资、不用在有毒环境里日夜工作的工人……是实实在在的改变。
尽管这改变可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甚至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但它毕竟发生了。
而她杰西卡·P·史比特瓦根，除了在安全的书房和咖啡馆里愤怒、写作、偶尔参加一些无果而终的集会，又真正改变了什么呢？
她曾经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是坚定的，是走在正确道路上的。鲍尔是模糊的，是妥协的，甚至是危险的
可现在，她看着自己四处碰壁的挫败，看着父亲眼中深深的忧虑，看着那些底层民众在鲍尔遇刺后的真实反应……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是不是……我太幼稚了？是不是我把世界想得太简单，把革命想得太纯粹，把人们的需求想得太单一了？是不是……鲍尔那种看似混沌、不择手段、但至少能撬动一些东西的做法，在这个复杂的、肮脏的、充满利益纠缠的世界里反而是……更有效的？”
不！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一阵恶心。那岂不是认同了强权，认同了自上而下的恩赐，认同了那个建立在皇帝威权、民族狂热和铁腕统治基础上的、她所憎恶的“新秩序”？
可是……拒绝认同，她又该怎么做？继续在街头散发那些几乎无人问津的传单？继续撰写那些无法发表的檄文？继续和父亲争吵，让这个家也充满分裂和痛苦？
“杰西卡？”
她抬起眼，发现父亲不知何时已经放下了报纸，正关切地看着她
阳光落在他花白的鬓角，那双曾经在她童年时显得无比睿智、充满激情的眼睛里，如今盛满了疲惫和一个父亲对叛逆女儿的无措担忧。
“你的脸色不好，昨晚又没睡好吗？” 他顿了顿，“关于……我们之前的争论，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要否定你的理想，杰西卡。我只是……担心你。这个世界，尤其是现在的柏林，很不太平。我不希望你卷进任何危险的事情里去。”
父亲的声音里带着恳求。他不是作为一个教授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害怕失去女儿的父亲
杰西卡看着父亲眼角的皱纹，看着他小心翼翼、生怕再次激怒自己的样子，心里那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