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靠窗的桌前，面前摊着刚刚抄写完的文件
这是她在这栋被称为总署的建筑里度过的第七天。
目前她住在这栋石制建筑顶层角落的干净房间里，一日三餐，有热汤，有黑面包，偶尔还有一点肉。
她穿着总署发的制服，还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每天的工作是将各处送来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重新誊写、整理、归档。
工作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但每周能领到三十五马克的薪水，月底结算。
三十五马克。
在维也纳的洗衣房她要洗整整两周半的衣服，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双手泡在刺骨的碱水里直到溃烂，才能挣到这么多，这在女工的工资中甚至还算高的了，一般女工的日工资还只有一点五马克
而现在她只需要坐在这里抄写文件就能拿到这些。
而且赫茨尔先生告诉她，这属于临时雇员，但表现好的话有机会转成正式编制
编制。
这个词她是这几天才弄明白的。意味着稳定，意味着保障，意味着你被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正式接纳，成为它无数齿轮中的一个。
虽然微小，但至少不会再被轻易碾碎。
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制服。布料摩擦皮肤的感觉很陌生，但很踏实。
几天前，当她第一次穿上这身衣服，站在房间那面窄小的穿衣镜前时，她几乎认不出镜子里的人。
那个脸颊凹陷、眼神空洞、衣衫褴褛的流浪少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衣着干净挺括的工作人员。
皇权直属。
这几个字像烙印一样刻在这栋建筑的每一个角落，刻在每一份文件的抬头上，刻在每个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之中。
他们走路很快，说话简短，彼此之间多用先生、女士和姓氏相称，很少闲聊。整个机构高效、沉默，带着一种嗯……权威感。
她起初是警惕甚至是恐惧的。
从林茨到维也纳再到柏林，她见过太多权威。
警察的警棍，工厂主的皮鞭，房东的冷眼，街上那些穿着体面、用嫌恶目光扫过她破烂衣衫的体面人……所有的权威，最终都意味着压迫、驱逐、或者漠视。
但这个总署……似乎有些不一样。
她抄写的文件中，有不少是关于各地物价巡查、打击囤积居奇、调查工坊安全隐患、调解劳资纠纷的记录。
她看到过总署派出的稽查员强制一个面包坊主将价格降到合理水平，看到过他们关闭一家消防设施严重不合格的染料作坊，看到过他们迫使一个纺织厂主补发了拖欠三个月的工资。
她听到过楼下的文员小声议论，说总署最近在推动什么最低工时和工作环境标准，虽然只是建议，但已经在柏林东区的一些大工厂里开始试行，惹得不少老板跳脚。
她也见过那个救了她、给她这份工作的男人，克劳德·鲍尔顾问。
他通常很忙，行色匆匆，眉头时常微蹙
他偶尔会路过她工作的这间小文书室，瞥一眼她抄写的文件，点点头，或者简单问一句还习惯吗然后便又离开。
这个机构，这个顾问……他们似乎真的在做一些事情。
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事情。
不是为了某个高高在上的神明，也不是为了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地让面包便宜一点，让工人能按时拿到工钱，让作坊少出点事故。
她困惑了。
这和她从小册子里读到的，和她在维也纳街头听到的那些激昂演说，和在林茨那个阴沉牧师口中听到的预言都不一样。
小册子和演说告诉她，所有的苦难都源于他们那些贪婪的资本家，那些腐朽的贵族，那些异族的蛀虫。
要改变一切必须发动所有被压迫的德意志工人、农民、小市民团结起来，用最激烈的手段砸碎旧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纯洁的德意志。
那个牧师则告诉她苦难是试炼，德意志民族背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须保持血统的纯洁，清除内部的毒瘤和外部的污染，等待一位拯救者带领民族走向复兴。
他们都指出了敌人，描绘了未来，给出了方法。
可总署在做的事情似乎既不是激烈的斗争，也不是被动的等待，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净化
他们像是在修补。
修补这个千疮百孔的庞大机器。用强制的手段，用温和的劝诫，用具体的规章，一点一点地试图让齿轮转动得不那么残酷，让被机器碾压的人少流一点血。
这算什么呢？改良？妥协？还是另一种更隐蔽的控制？
她不知道。
她只是觉得这里很……平静。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对未来的空泛许诺，只有日复一日的文件、抄写、整理。
有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