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维也纳的雪能埋到小腿。

    她接过扫雪的活，天不亮就扛着几乎和她一样高的铁锹，在冻硬的街道上一下一下把积雪铲到路边。

    寒风像刀子，割着她的脸和手。

    手指冻僵了，裂开血口，每动一下都钻心地疼。

    但至少扫雪是按天结钱，现钱。

    她需要钱，需要食物，需要活下去。

    搬行李。 这是她能找到的报酬相对最高的零活了。

    火车站的月台上，码头边，她和其他一些同样瘦骨嶙峋的男人女人站在一起，等待那些需要把笨重箱子搬上马车或运进旅馆的旅客召唤。

    她比不过那些男人有力气，但她更便宜也更拼命。

    有一次一个带着好几个大皮箱的肥胖商人，看着她瘦小的身板，轻蔑地嗤笑：

    “你？算了吧，小姑娘，别把我的箱子摔坏了。”

    她没说话，只是走上前，深吸一口气，弯下腰，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个最沉的箱子扛了起来。

    箱子比她预想的还要重，她踉跄了一下，膝盖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钻心地疼。

    但她咬着牙硬是一步一步把箱子搬到了指定的马车上。

    放下箱子的瞬间她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

    商人似乎有点惊讶，嘟囔着扔给她几个硬币，她默默拿起钱，走回等待的人群中，膝盖上的伤口渗出血，粘在单薄的裤子上。

    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行？她到底哪里不行？

    这个问题在无数个饥寒交迫的夜晚，在搓洗衣物的碱水刺痛伤口时，在扛着沉重行李几乎要被压垮时，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她。

    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里，她的力气天生就小，机会天生就少。

    那些体面的工作，那些需要抛头露面与人打交道的职位似乎天然就把她排除在外。她只能做最脏、最累、最廉价，也最没有希望的活计。

    是因为她穷？因为没有钱去接受更好的教育，没有钱去买像样的画具和颜料，没有钱去旅行开阔眼界，甚至没有钱吃饱穿暖，保持最基本的体面和健康？

    艺术学院的考官说得对，艺术需要滋养，而她连生存都困难，拿什么去滋养那点可怜的艺术梦想？

    是因为她来自外省？没有维也纳人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社交网络？她的口音，她的衣着，她拘谨的举止，都在无声地告诉别人：这是个“下等人”，是个可以随意使唤、克扣、甚至欺辱的对象。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在维也纳她看不到出路。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却永远填不满房租和食物的无底洞。留在维也纳也只是慢性死亡。

    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北方，那个传闻中正在崛起的、充满活力的新帝国中心，柏林。

    报纸上说柏林在扩张，在建新工厂，需要工人。

    那里或许有机会，哪怕只是在流水线上做工，至少能有一份稳定的能吃饱饭的工作。

    又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旅程。扒货车，徒步，偶尔打点零工换几个黑面包。终于她站在了柏林的土地上。

    但柏林似乎并不比维也纳更友善。

    这里更大，更吵，更冷漠。

    工厂确实在招人，但竞争也更激烈。

    无数像她一样从各地涌来的穷人聚集在招工处门口。

    她试过几次，不是因为力气小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或者干脆因为她是女人而被拒之门外。

    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这点黑面包吃完，她真的一无所有了。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深蓝色渐渐褪去，变成灰白。

    巷子口传来了早起工人的脚步声和咳嗽声，远处有马车驶过的辘辘声。城市正在醒来。

    希塔菈的手指因为寒冷和紧握而微微颤抖，指节泛白。

    她再次翻开怀里那本纸张粗糙发黄的小册子。

    前几天在火车站附近，一个裹着旧大衣的年轻男人塞给她的，没收钱。

    那人说什么德意志的同胞、真正的敌人、觉醒的时刻，她当时又冷又饿，只想快点离开人群，下意识就接了过来，塞进了背包。

    现在，在这冰冷绝望的凌晨，在饥饿和疲惫将她的理性和判断力磨损到最低点时，她又一次翻开了它。

    借着越来越亮的天光，那些极富煽动性的文字像毒蛇一样钻入她的眼睛，缠住她的大脑。

    “……看看你周围！看看这肮脏的街道，这拥挤的贫民窟，看看你自己破烂的衣服和空瘪的胃！”

    “是谁夺走了本应属于德意志工人的面包和工作？是谁用金融的锁链扼住了我们民族的喉咙？是谁躲在豪华的别墅和银行里，喝着香槟，数着沾满我们血汗的金马克，却嘲笑我们的贫穷和懒惰？”

    “……是他们！那些没有祖国、只认金钱的国际寄生虫！那些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