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不大，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墙角有一个监控摄像头，红灯亮着表示正在工作。杨锐坐在靠门的位置，对面是督导组的两个同志——戴眼镜的叫老周，是省厅纪检监察处的副处长；另一个年轻些的叫小吴，做记录。
孙局长没有在场，这是规矩。
“杨锐同志，”老周开口，语气平和但透着公事公办的严肃，“今天请你来，主要是了解一些情况。你不要有压力，如实回答就好。”
“我明白。”杨锐说。他穿着便服，坐姿端正，双手放在膝盖上。从警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种场合了——问询不是审讯，但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在案，成为将来的证据。
“第一个问题，客运段副段长赵明理被打的事，你知道吧？”
“知道。”
“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杨锐回答得很快，“我是在他被打之后第二天，才从林灿那里听说这件事的。”
“但有人反映，打人者提到了你的名字。”
“那是栽赃。”杨锐说，“如果真是我指使的，我会蠢到让他们报我名字？”
老周点点头，在小吴的记录上写了几笔。
“第二个问题，客运段计划科刘科长在洗浴中心被抓奸的事，你知道吗？”
“听说了。”
“跟你有没有关系？”
杨锐停顿了一下。这个问题比上一个难答。如果说完全没关系，是撒谎；如果说有关系，等于承认自己用下三滥手段。
“我确实知道刘科长每周三晚上会去那家洗浴中心。”杨锐选择了一个相对诚实的回答，“但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至于他妻子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
“有群众举报，说是你打电话通知他妻子的。”
“那不是我。”杨锐说，“可能是其他知情者。”
老周看着他，眼镜片后的眼睛很锐利：“杨锐同志，你要明白，我们现在是在了解情况。如果你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对你没好处。”
“我说的都是实话。”杨锐迎着他的目光，“我没有指使任何人打赵明理，也没有打电话给刘科长的妻子。这两件事，都跟我没关系。”
“那客运段办公室主任陈某某被税务稽查的事呢？”
“那更跟我没关系了。”杨锐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的职责，我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怎么可能指挥税务局？”
“但举报材料是你提供的。”
杨锐心里一紧。对方连这个都知道。
“我确实收到过一些关于陈某某涉嫌虚开发票的材料。”杨锐选择了一个更稳妥的说法，“作为公民，我有义务向税务机关举报违法行为。”
“材料从哪儿来的？”
“匿名举报信，寄到我办公室的。”
“为什么不转给纪委监委或者税务部门，而是自己调查？”
“我没有调查。”杨锐说，“我只是把收到的材料转给了有管辖权的部门。”
老周和小吴交换了一个眼神。小吴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最后一个问题，”老周的声音压低了些，“客运段长吴天明被举报到省纪委的事，你知道吗？”
来了。最核心的问题。
杨锐深吸一口气：“听说了。”
“材料是你提供的吗？”
“不是。”
“但有人看到你上个月去过省纪委信访室。”
“我去省厅开会，顺路去信访室咨询一个其他问题。”杨锐说得很平静，“这不能证明什么。”
老周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笔记本。
“今天就到这里。杨锐同志，你暂时还是停职状态，不要离开市区，随时配合调查。”
“明白。”
杨锐起身离开。走出谈话室时，他看到孙局长站在走廊尽头，抽着烟。
“怎么样？”孙局长问。
“该说的都说了。”杨锐说，“但他们掌握的情况，比我想象的多。”
“省厅督导组下来，肯定是做了功课的。”孙局长把烟掐灭，“杨锐，你跟我说实话，吴天明的举报材料，是不是你递的？”
杨锐沉默。
“我就知道。”孙局长叹气，“你太冲动了。吴天明是什么人？他姐夫在省里经营了多少年？你动他，就是捅马蜂窝。”
“可他确实有问题。”
“有问题的人多了，为什么偏偏动他？”孙局长摇头，“你啊，还是太年轻。”
“局长，我已经四十多了。”
“在官场上，四十多就是年轻。”孙局长拍拍他的肩，“回去吧，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办。督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你，可能还要查铁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