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调研组的第一次碰撞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二,富州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度。

    财政厅十九楼的小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但气氛却有些冷。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六个人——财政厅规划处处长张健、副处长陈宇;省公安厅警务保障处处长李卫国、副处长老王;铁路公安局副局长刘志斌、财务处长周芳。

    这是“垂直管理系统地方履职成本补偿机制”调研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张健提前十分钟到,把准备好的材料一份份摆在桌上。材料封面印着“内部讨论稿,严禁外传”的红字。

    九点整,人到齐了。

    “感谢各位抽出时间。”张健作为牵头人先开口,“今天这个会,主要是统一思想,明确调研方向。先请各位说说看法。”

    他看向铁路公安局的刘志斌。这位副局长五十出头,头发花白,是从基层乘警一步步干上来的,脸上有铁路人特有的风霜痕迹。

    “张处长,李处长,”刘志斌声音洪亮,“首先感谢财政厅和省厅对铁路公安的关心。实话说,我们铁路公安现在确实是‘两头难’——部里经费紧张,保基本都勉强;地方上觉得我们是‘中央军’,不愿意出钱。一车一警改革是好,但改革需要投入,这个投入从哪儿来?现在是基层处长们在硬扛。”

    他顿了顿,看向张健:“张处长提出的这个‘成本补偿机制’,思路很好。但具体怎么操作,我有些疑问。”

    “请讲。”张健说。

    “第一,怎么界定‘地方履职’?铁路公安的所有工作都是在铁路辖区内,但铁路辖区和地方辖区是重叠的。比如车站治安,既是铁路的事,也是地方的事。这个边界怎么划?”

    “第二,怎么测算‘地方效益’?治安好转、犯罪率下降,这些效益怎么量化成经济数据?如果量化不准,补偿金额就没依据。”

    “第三,”刘志斌说得更直白,“就算算出来了,地方财政愿意给钱吗?现在各级财政都紧张,要挤出一块新经费,不容易。”

    三个问题,个个尖锐。

    李卫国接话:“刘局说得对。但问题再难,也得想办法解决。张处长找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想办法。我建议,我们先从试点开始——选一个地方,选一项具体工作,把机制跑通,再推广。”

    “试点选哪里?”铁路公安局的财务处长周芳问。

    张健早有准备:“我建议选洛城。理由有三:第一,洛城铁路公安处正在推行一车一警改革,改革产生的增量需求明确;第二,洛城是地级市,财政状况中等,有代表性;第三,洛城市公安局和我们省厅的关系比较顺畅,便于协调。”

    他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一份简单的方案框架。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以‘一车一警改革对洛城社会治安的贡献度评估’为切入点,请第三方机构做专业测算。测算结果出来后,再研究省、市两级财政分别该承担多少补偿。”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陈宇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

    “第三方机构找谁?”周芳问,“这种测算,需要既懂公安业务,又懂经济学。”

    “省社科院有公共安全研究所,可以做。”李卫国说,“我们厅里和他们有合作。”

    “费用谁出?”周芳又问。

    张健看了看李卫国,李卫国说:“如果省厅牵头,可以从科研经费里出。但需要铁路公安局提供基础数据。”

    “数据没问题。”刘志斌表态,“但数据涉及到一些内部情况,需要保密。”

    “可以签保密协议。”

    讨论进行了两个小时。到十一点时,初步方案基本成型:由省公安厅牵头,委托省社科院公共安全研究所开展调研;铁路公安局和洛城铁路公安处提供数据支持;财政厅规划处负责设计补偿机制的框架;三个月后拿出初步报告。

    “还有个问题。”散会前,刘志斌说,“这个事,要不要向部里汇报?”

    这是个敏感问题。铁路公安是垂直管理,这么重大的机制探索,按理应该先向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汇报。但一旦汇报,就可能进入漫长的审批程序,甚至被叫停。

    张健和李卫国对视一眼。

    “我的建议是,”李卫国说,“我们先做前期研究,等有了成熟方案再汇报。这样汇报时有理有据,通过的可能性更大。”

    “但如果部里事后知道了,怪我们擅自行动呢?”周芳担心。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分寸。”张健说,“现在是‘研究’,不是‘实施’。研究是允许的。”

    刘志斌想了想,点头:“好,那就按这个思路办。但我要强调一点——所有数据提供、调研配合,都必须严格在保密范围内进行。”

    “明白。”

    散会后,张健把李卫国送到电梯口。

    “李处,谢谢支持。”张健说。

    “别谢我,我也是想解决问题。”李卫国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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