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从清晨开始飘落，到上午九点庭审开始时，已经积了薄薄一层。洛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外，媒体记者架起了长枪短炮，法警在台阶上维持秩序。
林灿穿着便服，坐在旁听席第三排。他左边是杨锐，右边是张健——这位财政厅的新任处长硬是挤出了时间，连夜从富州赶回来。
“人不少。”杨锐低声说。
确实不少。除了媒体，还有铁路系统的代表、平台县的干部、受害者家属，以及一些关注此案的社会人士。法庭里坐满了人，空气中有种压抑的凝重。
九点整，法槌敲响。
“现在开庭。带被告人王德富到庭。”
侧门打开，两名法警押着王德富走进来。他穿着橘黄色的看守所马甲，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走得很慢。三个月不见，他瘦了很多，脸颊凹陷，头发全白了，但眼睛依然很亮——那种近乎疯狂的亮。
他在被告席站定，目光扫过旁听席，在林灿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看向另一个方向。
林灿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旁听席最后一排，一个穿着深蓝色棉衣的年轻人坐在轮椅上，由一名护工推着。王建军。
父子俩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王德富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王建军则低下头，肩膀开始抽动。
“被告人王德富，”审判长开始宣读起诉书，“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洛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很长，详细列举了王德富的犯罪事实。从半年前的预谋，到购买焊接设备、化工原料，到制作破坏装置，再到实施犯罪——每一个环节都有证据支撑。
公诉人举证时，法庭出示了那三个焊接在钢轨上的三角架照片、从现场提取的焊渣样本、在王德富租住处查获的炸药和雷管、还有那本写着“讨债”的黑色笔记本。
当那本笔记本的影印件投影到大屏幕上时，旁听席传来一阵低低的吸气声。
“账，总要算的。”
“明日，讨债。”
“他们毁了我儿子，也毁了我……”
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透着刻骨的恨。
公诉人读完最后一段，法庭陷入沉默。只有王建军压抑的哭泣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审判长问。
王德富抬起头，声音嘶哑但清晰：“没有异议。都是我做的。”
“你对罪名有无异议？”
“没有。”他顿了顿，“但我有话要说。”
审判长看了看辩护律师，律师点头。按照程序，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说。”审判长说。
王德富转过身，面对旁听席。他的目光扫过那些受害者家属——几个在事故中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人，扫过铁路系统的代表，最后落在儿子身上。
“我知道，我犯了罪，害了人。那些受伤的旅客，我对不起他们。”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但我想问一句——谁对不起我儿子？”
旁听席一阵骚动。法警提醒保持安静。
“我儿子王建军，三年前在铁路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脊椎断了，这辈子站不起来了。”王德富继续说，“施工方说他自己违规操作，只赔了二十万。二十万，买断了一个年轻人一辈子。”
“我们上访过，起诉过，找过媒体。没人管。”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那些当官的，那些有钱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说‘按程序办’。程序办完了，我儿子还躺在床上，生不如死。”
公诉人想要打断，审判长示意让被告人说完。
“我不是为自己开脱。”王德富说，“我做了，我认。但我就是想问问——在这个世上，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受了委屈，除了用这种极端方式，还能怎么办？”
他转向审判长：“法官，我知道我至少要判十几年，可能无期。我认。但我儿子怎么办？他以后怎么活？”
法庭里一片寂静。
王建军在轮椅上哭出声来，护工轻轻拍着他的背。
审判长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被告人，你的陈述法庭已经记录在案。法庭会依法公正判决，也会考虑你家庭的实际困难。现在休庭，合议庭评议。”
法槌敲响。
法警把王德富带下去。经过儿子身边时，王德富停下脚步，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深深看了一眼，然后被带走了。
旁听席的人陆续离场。林灿坐着没动，杨锐和张健也没动。
“你怎么看？”杨锐问。
“情理上，我同情他。”林灿说，“法理上，他必须严惩。”
“这就是我们这行的难处。”张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