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把年度执勤统计表摊在会议桌上，手指按着表格最下面那行红色数字：“截止三月底，乘警支队人均月值乘工时248小时，超出法定标准64%。公休率37%，意味着超过六成的乘警连续三个月没完整休息过周末。”
他顿了顿，声音发涩：“而这，是在客运段安全员全部撤编、集团公司明确不再恢复该岗位之后的常态化数据。”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声格外清晰。
林灿坐在主位，目光落在那些数字上。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重。
“具体说说。”他说。
周建国翻开第二份文件：“安全员撤编前，乘警月均处理各类事务120件左右，其中警务类约占四成。撤编后，月均处理事务跃升至280件，警务类占比下降到不足两成。也就是说，乘警现在八成的精力在处理本该由客运部门承担的工作——行李摆放纠纷、座位调换、失物寻找、设备报修、旅客问询......”
“客运段那边呢？”林灿问。
“按兵不动。”周建国苦笑，“吴天明段长说了，既然公安机关承诺‘一车一警保障安全’，他们就要‘优化资源配置、聚焦客运服务’。现在列车上除了司机、机械师和必要的列车员，其他岗位能撤的都撤了。乘警成了‘万能胶’。”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孙秀英忍不住开口：“可当初协调的时候，不是说好了职责边界......”
“边界是人画的，也是人擦的。”副处长刘建军接话，他最近刚轮值跟了两趟车，深有体会，“在旅客眼里，穿制服的就是工作人员。列车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一句‘找警察’，就把事推过来了。乘警能不管吗？不管就是‘态度不好’，旅客投诉；管了，就没完没了。”
林灿沉默地听着。他想起两个月前，自己还试图通过协调会、联合发文来厘清边界。现在看来，在现实的挤压下，那些纸面上的规定脆弱得像张薄纸。
“伤亡情况？”他问。
周建国翻开另一页：“过去三个月，乘警支队因病休假人数同比增加210%，其中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占四成，上呼吸道感染（长期值乘空调车厢）占三成，胃肠功能紊乱（饮食不规律）占两成。还有......”他顿了顿，“三名乘警因疲劳驾驶在退乘回家途中发生剐蹭事故，所幸无人伤亡。”
数字一个个砸下来，砸得人心里发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孙秀英说，“得跟上面反映，这样下去要出事。”
“反映过了。”周建国合上文件，“局里的回复是：一车一警是部局推广的经验，洛城处是试点，只能完善，不能倒退。集团公司那边的态度更明确——既然公安能保障安全，企业就要追求效益最大化。”
话说到这，所有人都明白了：这是一条单行道，开上去就回不了头。
林灿终于开口：“从今天开始，三件事。”
他竖起手指：“第一，内部挖潜。乘警支队重新排班，强制轮休，连续值乘不得超过两个周期，周末必须保证至少休息一天。谁不休，追究大队长的责任。”
“那缺口......”
“我来说第二件事。”林灿继续，“向局里打报告，申请增设乘警岗位津贴、值乘补助、夜班补贴。标准要提高，要让大家觉得累得值。”
“经费从哪儿来？”刘建军问。
“我去要。”林灿说，“部局推广我们的经验，总要给配套政策。集团公司吃了安全员撤编的红利，也该吐出点来。”
“第三件，”他看向孙秀英，“政治处制定乘警优先晋职晋级办法。今后提拔干部，有一线值乘经历的优先；评优评先，名额向乘警倾斜。要让全处都知道，去乘警支队不是发配，是培养。”
三条措施，条条指向实际问题——减负、增收、给前途。
散会后，周建国留下没走。等其他人离开，他走到林灿身边，压低声音：“林处长，您这些措施，能缓解一时，但解决不了根本。只要安全员不恢复，只要客运段继续甩包袱，乘警的担子就轻不了。”
“我知道。”林灿站在窗前，看着训练场上正在操练的乘警方阵，“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
“那以后......”
“以后再说以后。”林灿转过身，“先把眼前的事做好。让大家喘口气，看到希望。”
接下来的一个月，林灿几乎泡在了富州。局机关、集团公司办公室、财务处、劳资部......他一个个部门跑，一份份报告递。
要钱的过程比想象中难。集团公司财务总监看到“增加乘警补贴”的报告时，第一反应是皱眉：“林处长，你们公安的经费是垂直保障的，怎么找我们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