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本跃跃欲试、想要“响应林处长号召”的机关民警，突然都谨慎起来。政治处孙秀英桌上的支援申请停止了增长，甚至有几个已经递交申请的民警悄悄来问：“孙处，那个支援任务......能不能暂时缓一缓？”
训练场上，乘警支队教官惊讶地发现，昨天还认真学习列车消防知识的机关民警，今天在模拟应急处置时都变得格外“注意安全”——能不弯腰就不弯腰，能不使劲就不使劲。
周建国把这些变化汇报给林灿时，语气里带着无奈：“林处长，现在情况很微妙。一方面，大家不敢像沙振中那样拼命了；另一方面，又怕被说‘不积极’。所以都在观望。”
林灿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车来车往。冬日的阳光很淡，照在人身上没什么暖意。
“这是好事。”他说。
“好事？”周建国不解。
“起码大家开始思考了。”林灿转过身，“以前是盲目跟风，现在知道要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这是进步。”
周建国想了想，点头：“那下一步......”
“开个会。”林灿说，“把机关科室、业务支队的负责人都叫来，我来讲清楚。”
下午两点，公安处三楼大会议室坐满了人。林灿走进来时，能感觉到空气中那种微妙的紧张——每个人都在看他，但眼神里不再是单纯的热情或跟风，而是多了复杂的情绪：有反思，有警惕，有揣测。
“今天开这个会，只说一件事。”林灿没有坐，站在主席台前，“关于支援乘警支队春运勤务的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首先，我感谢所有主动申请支援的同志。”林灿环视全场，“这说明大家有担当，有大局意识。特别是沙振中同志，虽然受伤了，但这种精神值得肯定。”
台下有人交换眼神，不知道林灿这是真心话还是场面话。
“但是，”林灿话锋一转，“支援一线不是简单的‘跟风’或‘表态’。这是实打实的工作，关系到列车安全，关系到旅客安全，也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他走到投影幕布前，打开一份文件：“这是乘警支队最近三年的执勤统计。平均每年，乘警在列车上处置各类警情1800余起，其中治安案件320起，刑事案件47起，救助突发疾病旅客29人，处置火灾、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15起。”
数字投影在幕布上，冷冰冰的，但很有分量。
“这些工作，需要专业知识，需要体能，需要经验。”林灿继续说，“不是穿上警服、戴上装备就能做的。沙振中同志为什么受伤？因为他有腰伤旧疾，自己知道，但没有重视。结果呢？不仅自己受罪，还给工作带来被动。”
台下，几个年龄偏大的科长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腰。
“所以，我宣布几条规定。”林灿的声音变得严肃，“第一，所有申请支援人员必须如实申报身体状况，有慢性病、旧伤、不适应长途值乘的，一律不安排。”
“第二，支援人员必须通过严格培训和考核，不合格的坚决不能上车。”
“第三，支援期间实行‘老带新’制度，一名老乘警带一名支援人员，支援人员不独立值乘，不独立处置警情。”
“第四，”他顿了顿，“这不是临时任务，而是一项长期工作。春运结束后，机关民警轮流下基层值乘的制度要继续坚持。所以，不要想着‘应付完春运就行’，要想着‘怎么真正学会乘警业务’。”
四条规矩，条条实在。台下有人松了口气——有了这些规矩，就不用硬着头皮上了；有人皱起眉头——这要求比想象中严格。
“最后说一句。”林灿看着所有人，“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表面文章。一车一警是我们必须推行的勤务改革，但怎么推，要有章法，要讲科学。我希望大家支持改革，但不要用受伤、用牺牲来支持。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保障，不是悲情故事。”
散会后，气氛明显变了。那些还在观望的人有了方向，那些想应付差事的人知道混不过去了。支援工作从“跟风运动”回归到了“正常工作”的轨道。
但林灿知道，这只是解决了内部问题。更大的挑战还在外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客运段吴天明的电话。
“林处长，听说你们那边有个副支队长值乘受伤了？”吴天明的语气里带着某种试探，“哎呀，铁路工作不容易啊，一线同志辛苦了。”
“谢谢吴段长关心。”林灿不动声色，“沙振中同志是旧伤复发，已经安排治疗了。”
“那就好，那就好。”吴天明顿了顿，“不过林处长，我这边也有个情况要跟您沟通一下。”
来了。林灿心想。
“您说。”
“安全员撤编后，我们客运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