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灿明显感觉到，支队里某些原本热情的目光，开始变得有些闪烁。食堂里，偶尔会有窃窃私语在他走近时戛然而止。去其他科室办事，流程似乎也比往常拖沓了几分。一种无形的隔膜，正悄无声息地在他周围形成。
起初只是些微妙的氛围变化，但很快，更具体的东西浮出了水面。
这天下午，支队召开月度治安形势分析会。各大队负责人依次汇报工作，轮到执法办案大队时，林灿照例起身，总结了近期“铁鹰”行动的成果，也坦诚汇报了追捕李魁失利的详细经过、原因分析及后续布控措施。
他话音刚落，主管后勤装备的副支队长钱保国——一个平日里总是笑呵呵、与赵强关系匪浅的老资格——扶了扶眼镜，慢悠悠地开了口：
“林大汇报得很详细啊。‘铁鹰’行动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确实是打击犯罪的一把尖刀。”他先扬后抑，话锋随即一转，“不过，也正是因为‘铁鹰’名声在外，这次抓捕李魁的失利，影响才更显突出。不仅让这个危险的逃犯再次流窜社会，也在旅客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对我们铁路警方的形象……呵呵，难免有些负面影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场，最后落在杨锐身上：“杨支，我听说公安处纪委那边，都有人随口问起这次行动的具体情况了？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例行了解。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办案，尤其是这种公开性较强的行动，是不是应该更求稳一些？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这话看似语重心长，实则绵里藏针。不仅点明了“上面”已有关注，还把“追求成绩”和“忽视安全”的潜在帽子，隐隐扣向了林灿和主导行动的杨锐。
会场的气氛瞬间有些凝滞。几位中层干部眼观鼻，鼻观心，不作声。支队长周振邦面无表情地喝着茶，看不出喜怒。
杨锐神色不变，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等钱保国说完，才平静地开口：“钱支队提醒得很及时。安全，确实是我们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次行动，我们在预案中已经充分考虑了旅客安全和车厢环境，李魁的激烈反抗和跳车行为，属于极端个案，超出了常规预判。但这确实暴露了我们在应对此类亡命徒的极端行为时，经验和手段还有提升空间。”
他先肯定了“安全”原则，承认了不足，姿态放得很低，却巧妙地将问题归结于“亡命徒的极端行为”和“需要提升的经验”，避开了“冒进”的指责。
“至于影响，”杨锐继续道，语气沉稳，“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做了危机公关和舆论引导，主流媒体并未进行负面报道。后续，我们会进一步加强针对性训练，完善应急预案。同时，对李魁的追捕绝不会放松，我相信林灿和他的团队有能力弥补这次的失误，将逃犯缉拿归案。”
他没有直接反驳钱保国，而是用“已做处理”和“后续改进”来化解质疑，最后更表达了对林灿的坚定支持，将压力转化为鞭策。
钱保国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看到周支队长微微颔首，便悻悻地咽了回去，皮笑肉不笑地说：“有杨支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年轻人嘛，摔个跟头不是坏事，爬起来就行。”
会议在一种略显沉闷的气氛中结束。
散会后，林灿跟着杨锐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杨锐解开领口的第一颗扣子，脸上才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看到了？”他递给林灿一支烟，自己却没点，“钱保国只是个马前卒。赵强倒了，他兔死狐悲，刘劲松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旧部，正好借这个机会试探风向。”
林灿接过烟，没有点燃，握在手里：“是我连累杨支了。”
“谈不上连累。”杨锐摆摆手，走到窗边，“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倒了对他们没实质好处，他们的目标是我，或者说是我们代表的，‘不安分’的做事方式。他们想恢复的是那种按部就班、一团和气、谁也不得罪的‘稳定’。”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但这种‘稳定’，是滋生‘黑蜘蛛’的温床！我们必须打破它。现在这点压力，只是开始。林灿，你怕吗？”
“不怕！”林灿挺直脊梁，“只是觉得憋屈。”
“憋屈就对了。”杨锐走近，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深沉，“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你想走得更远，想真正做成事，就得学会在非议和压力中穿行。要把这些暗箭，当成磨刀石。”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林灿问道。
“两条腿走路。”杨锐思路清晰，“第一，李魁的案子，必须尽快取得突破！这是堵住所有人嘴最有力的武器。你放开手脚去查，需要什么资源，我来协调，但务必谨慎，不能再出纰漏。”
“第二，”杨锐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对于内部的这些杂音，暂时以静制动，不予理会。让他们跳，跳得越高，尾巴露得越多。你专心办案，其他的，我来应付。苏芷瑶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