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庵的忘尘师太。”卢正道，“下官在幽州的商铺交易记录里查到的，保人签名是忘尘，盖的是慈悲庵的印章。下官当时也觉得奇怪，一个尼姑怎么会给纸马店做保人？但手续齐全，当时经办的人也没多问。”

    

    慈悲庵。忘尘师太。

    

    李元芳的脑子里迅速闪过了一连串画面。萧灵蕴归案后，狄如燕去看过慈悲庵，回来说忘尘师太每天照常念经，看不出什么异常。王孝杰也派人去查过，同样没有发现问题。但齐元昌——这个在突厥情报网络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凉州商人——他的保人竟然是忘尘师太。

    

    一个正常的出家人，会给一个开纸马店的人做商业担保吗？纸马店这种生意跟佛门八竿子打不着。除非这个出家人和开纸马店的商人之间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

    

    “如燕，你上次去看慈悲庵的时候，忘尘师太说了什么？”李元芳转头问道。

    

    狄如燕回忆了一下，道：“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做早课，敲木鱼念经。我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时间，她都没有回头。等她念完了经，我跟她说萧灵蕴已经被抓了，她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了一句‘罪业自有果报’，然后就继续去浇花了。我当时觉得她的反应太平静了——萧灵蕴在慈悲庵住了那么久，每天都跟她一起念经，结果萧灵蕴是个杀人无数的幕后黑手，她却一点惊讶或者愤怒的表情都没有。这本身就不太正常。但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毕竟有些出家人确实把心性修得跟枯井一样。”

    

    “太平静了。”李元芳咀嚼着这四个字，“要么是心如枯井，要么是心里有鬼。心如枯井的人是看淡了一切，心里有鬼的人是看够了一切——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但骨子里是两回事。”

    

    他做了决定。蓟州这边暂时由卢正和张环留守，北院大王继续审问，齐元昌继续追查。他和狄如燕、沈涛明天一早就回幽州。一来把北院大王的那本羊皮册子带回去给狄仁杰过目，二来亲自去一趟慈悲庵，会一会这位忘尘师太。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蓟州城在经历了昨夜的血战之后，今晚显得格外安静。城里的百姓早早地关了门，街上的灯笼稀稀拉拉的，只有城楼上的火把还在尽职尽责地燃烧着，把守军盔甲的轮廓映在城墙的垛口上。

    

    李元芳坐在守备衙门的签押房里，左手重新上了药包扎过了，裹着厚厚的纱布。他面前的桌上摊着北院大王的那本羊皮册子，他让通译试着翻译了几页。通译说册子里的文字是高昌文——高昌国虽然臣服于突厥，但保留了自己的文字和部分行政体系。北院大王用高昌文写汇报册子，应该是为了避免在路上被汉人截获后直接看懂内容。

    

    但通译翻了几页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本册子不是北院大王一个人写的。册子里的笔迹有两种，一种工整严谨，汉字的间架结构很明显，像是经常写汉字的人用高昌文书写时的习惯；另一种则潦草随意，笔画连绵，写的人对高昌文非常熟练，完全没有汉字书法的底子。第一种笔迹占了册子的大部分内容，第二种笔迹只在册子的后几页出现，而且内容都是补充性的——在第一种笔迹写的条目下面添加注释，或者在新的一页上单独记一些补充情报。

    

    “这两个人。”通译指着两种笔迹道，“第一种笔迹是主笔者，这个人应该是经常写公文的，行文很有条理，数据也列得很清晰。第二种笔迹的书写着对高昌文更熟练，像是母语使用者。但他写的内容比较零碎，都是在补充前面遗漏的细节——比如蓟州粮仓的具体位置、水井的分布、各条街道的宽度能不能走马车之类的。”

    

    贺兰。

    

    李元芳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这个名字。贺兰是高昌贺兰家的贵族，高昌文是他的母语。在旧驿馆的时候贺兰说过他是北院大王的文书，替北院大王做了三年的文书工作。那么第一种笔迹就是北院大王本人的——一个突厥王族用高昌文写情报，贺兰负责校对和补充。北院大王的汉字写得很好，所以他的高昌文也带着汉字书法的工整结构。而贺兰则是直接用母语书写，自然更加流畅。

    

    但如果贺兰只是文书，他对蓟州城的地形和细节怎么会这么了解？册子后几页补充的那些细节——粮仓位置、水井分布、街道宽度——这些都不是坐在书桌前翻翻地图就能知道的。这需要实地踏勘，需要亲自在蓟州城的大街小巷里走过，需要敲开粮仓的门看过里面存了多少粮，需要用脚丈量过街道的宽度。

    

    贺兰说他五天前才从幽州到蓟州。如果这是真的，那他根本不可能在五天之内把这些细节摸得这么清楚。他在撒谎。他之前就来过蓟州，而且不是来了一次两次，而是反复来过多次，每一次都把看到的地形和街巷细节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