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只能依靠走访群众获取线索，朝阳群众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老太太反映，案发前曾看到一名男子从那辆大宇轿车上下来，询问公共厕所的位置，该男子身高约1米7，年龄三十岁左右，身材匀称，说话带着地道的北京口音。
这样的特征在北京城一抓一大把，排查难度极大。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亲自赶赴现场，看着冰冷的尸体和狼藉的现场，脸色阴沉得可怕。他当即下令成立“2·8”特大武装抢劫运钞车案专案组，由主管刑侦的副局长阮增义牵头，抽调全市最精锐的刑侦力量，务必在短期内破案。
张良基对着专案组的民警们说：“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起武装抢劫运钞车案，还造成了两人死亡，性质极其恶劣，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必须给死者一个交代，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
专案组随即展开了地毯式排查，对朝阳区及周边区域的暂住人口、有犯罪前科人员进行逐一核实，尤其是有从军、从警经历，且熟悉枪械、驾驶技术精湛的人员，更是排查的重点。民警们分成几十个小组，24小时不间断工作，走访了上千户居民，排查了数百名可疑人员，却始终没有找到与目击者描述相符的嫌疑人。
与此同时，这起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谈之色变，原本热闹的街头变得冷清了许多，家长们纷纷叮嘱孩子不要单独外出，春节的喜庆氛围被一层阴影笼罩。
“2·8”抢劫案的发生，直接推动了1996年4月全国新一轮严打的启动。彼时的中国，社会治安问题较为突出，各类刑事案件频发，中央果断决定开展严打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在北京，严打行动的力度空前，街头的巡逻民警数量大幅增加，武警部队也参与到治安防控中，各大车站、商场、居民区都有民警值守，那些鸡鸣狗盗之辈纷纷流窜到外地躲避风头，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专案组的民警们更是丝毫不敢松懈，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对案件线索进行反复梳理，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他们分析，歹徒作案手法专业，心理素质极强，且拥有制式武器，绝非普通的街头混混，很可能是惯犯，甚至可能有过牢狱之灾。基于这一判断，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对全市监狱、劳改农场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在逃人员进行逐一核对，却依旧没有收获。
就在警方全力侦破“2·8”案件，全市社会治安趋于稳定的时候，歹徒却再次顶风作案，向警方发起了公然挑衅。1996年6月3日上午八点，海淀区建行知春里分理处门口，阳光正好，街道上车水马龙，上班族们步履匆匆，开启了一天的忙碌生活。街道联社的干部王某和司机李某从银行取完钱，拎着两个装着76万元现金的箱子，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轿车，准备返回单位。
76万元现金，是联社用于发放员工工资和奖金的款项，王某和李某格外谨慎，取完钱后没有丝毫停留，迅速上车。司机李某发动汽车，刚驶出不到50米，一辆黑色公爵王小汽车突然从对面车道冲出，横在了他们的车前，两车相距不足一米，险些相撞。李某心中一紧，下意识地踩下刹车，探出头想与对方理论，却看到对面车上跳下一名蒙面歹徒。
歹徒依旧戴着黑色羊毛衫面罩，手里端着那把样式古怪的微型冲锋枪，快步走到王某和李某的车旁，一把拉开车门，将枪口顶在王某的脑袋上，声音低沉而冰冷：“要钱还是要命？把箱子交出来！”王某和李某都是普通人，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反抗，乖乖地将两个现金箱子递了过去。
歹徒接过箱子，依旧保持着冷静，将冲锋枪挂在脖子上，双手各拎一个箱子，从容不迫地走回自己的公爵王轿车，打开车门将箱子放入车内，随后发动汽车，扬长而去。整个抢劫过程同样不到三分钟，没有发生枪击事件，也没有人员伤亡，但性质却比“2·8”案件更为恶劣——这是在严打期间的公然作案，无疑是在打警方的脸。
王某和李某缓过神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专案组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结合目击者的描述和作案手法，警方当即判断，这起案件与“2·8”甘水桥抢劫案是同一人所为。两起案件中，歹徒使用的是同一把微型冲锋枪，作案手法高度相似，都是蒙面作案、迅速得手、从容撤离，且都选择了中高档被盗车辆作为作案工具。
更让警方在意的是，司机李某反映，歹徒的驾驶技术极为精湛，转弯、加速、变道都极为流畅，尤其是在逃离现场时，面对复杂的路况，依旧能快速穿梭，绝非普通司机所能做到，大概率有过专业的驾驶培训经历。这一线索与之前警方的判断不谋而合，进一步缩小了排查范围，歹徒很可能有过从军或从事专业驾驶工作的经历。
第二天，警方在海淀区红砖村一个居民家的墙根下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