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怡倒是半点不在意父母的态度，她挽着马汉庆的胳膊，当着亲戚的面直言：“长得好看、身子壮有啥用？能真心对我好才最要紧。”那些日子，家里偷偷给她介绍了好几个条件不错的男人，有开小饭馆的老板，有在镇上上班领固定工资的，个个都比马汉庆看着周正体面，可木子怡全都一口回绝。背后有人嚼舌根，说她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穷小子，木子怡只当没听见，依旧守着和马汉庆租的小单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马汉庆看在眼里，心里既暖又沉。他化名“吴厚宜”在三亚潜伏多年，靠着一手好赌技在地下赌场混得风生水起，可这份安稳终究是偷来的。他比谁都清楚，在这世上，想要长久地留住这份温情，必须得有钱。没钱，一切都是空谈。可自从上次在赌场逃跑时摔断腿，他的运气就像是被摔碎了一般，一落千丈。
往日里在牌桌上呼风唤雨的“表哥”，如今成了赌场里人人都能调侃的输家。不管是牌九还是麻将，他怎么玩怎么输，手里攒下的钱，包括当年从武汉抢劫得来的赃款，像流水一样倒进了赌场这个无底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账户里就所剩无几，连房租都快凑不齐了。
道理他不是不懂，靠运气赢来的钱本就不长久，赌博这东西，一旦陷进去，只会越输越疯。可每一次输光后，赌徒的执念都会驱使着他想办法回本，总觉得下一把就能翻盘，结果却是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一分钱都掏不出来，被赌场老板客气地“请”出去时，马汉庆才不得不面对现实，他没钱了。
独自窝在阴暗的出租屋里，马汉庆盯着斑驳的墙面，脑子里只剩下一个疯狂的念头。他已经亡命逃窜两年，武汉的案子早已被时间冲淡，只要不回武汉，不暴露身份，警方根本无从找起。“再出去搞一把，弄个几十万回来，就彻底金盆洗手，和木子怡好好过日子。”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疯狂地滋长起来。
他开始琢磨作案地点，广州、成都这些大城市排查太严，容易暴露；小地方又没什么油水可捞，不值得冒险。思来想去，一个遥远的地名跳进了脑海——新疆。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他反复权衡后的结果。首先，新疆距离武汉和三亚千里之遥，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武汉的亡命徒会跑到西北边疆作案，地域上的距离就是最好的掩护。其次，当时国家正推进西部大开发，乌鲁木齐作为首府，商机涌动，有钱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外汇交易市场，现金流极大。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1997年震惊全国的白宝山案。马汉庆是白宝山的“粉丝”，翻遍了所有关于这起案子的新闻报道，对白宝山在边疆宾馆抢劫140多万巨款的细节了如指掌。在他看来，白宝山的作案手法算不上高明，不过是趁乱开枪、抢了就跑，唯一的失误就是找了吴子明这个猪队友，最终才落得被捕的下场。“这案子我能做得比他更完美。”马汉庆心里冷笑，既羡慕白宝山到手的巨款，又打心底里瞧不起他的智商。
他打定主意，要复刻白宝山的路线，去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动手。这一次，他孤军奋战，不找任何同伙，把所有细节都算计到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98年9月，马汉庆骗木子怡说要出去讨债，“以前做生意外面欠了我点钱，得出去几个月才能要回来。”木子怡没有多想，只是反复叮嘱他注意安全，给他收拾了满满一包行李。马汉庆抱着她，心里掠过一丝愧疚，但很快就被对金钱的渴望压了下去。他带上那支伴随自己多年的五四手枪，揣着好几张提前弄来的假身份证，踏上了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火车终于抵达乌鲁木齐。这座西北重镇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街道上随处可见戴着小花帽的维吾尔族群众，空气中弥漫着烤包子和羊肉串的香气。马汉庆不敢大意，用假身份证在城郊一家不起眼的小旅店里住了下来。旅店条件简陋，墙壁薄得能听见隔壁的鼾声，但胜在隐蔽，来往的多是流动人口，没人会刻意留意他这个“四川来的生意人”。
安顿下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边疆宾馆。由于是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城市道路错综复杂，加上他刻意避开人群，小心翼翼地打探，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在天山区找到了这个目标。边疆宾馆门口依旧热闹非凡，一群人围在一起低声交谈，手里攥着厚厚的现金和美元，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年前白宝山制造的惊天血案，仿佛早已被这片土地的喧嚣所淹没，看不到半点阴影。
马汉庆混在人群外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发现这里的外汇交易大多是私下进行的，没有官方机构监管，安保措施更是形同虚设。交易的人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