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海这个人，阴险狡诈，工于心计。”曾负责看守魏振海的狱警老张告诉专案组，“他在监狱里就不是省油的灯，表面上服从管理，暗地里却拉帮结派，很多犯人都怕他。这种人，一旦出狱，肯定会搞出大动静。”老张的话，让专案组更加确定，魏振海绝对没有离开西安，他只是在等待时机。
魏振海的家庭情况也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他兄妹八人，排行老五，父母都是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境贫寒。中学时，他就经常纠集地痞流氓惹是生非，逐渐成为道北一带的“小霸王”。16岁那年，因为翻墙进入电影院看霸王戏被门卫阻拦，他就伙同同伙持刀将门卫砍成重伤，最终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没有找正当工作，反而纠集了郭振平等一批刑满释放人员，在道北一带从事盗窃、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他这个人，自尊心极强，又极度自卑。”魏振海的邻居李大爷回忆道，“小时候家里穷，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长大后混社会，就想通过打打杀杀来证明自己。听说他出狱后，发誓要赚大钱，出人头地。”这种扭曲的心理，或许就是魏振海走上极端犯罪道路的根源。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86年12月20日。这天上午，两名年轻人在西安北郊的红旗水库附近钓鱼时，发现不远处的一口机井里漂浮着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东西。两人吓得魂飞魄散，立刻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当专案组的民警赶到现场时，周围已经围满了村民。机井很深，侦查员找来抽水机，抽了整整三个小时才将井水抽干。井底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头皮发麻：散落着三具被肢解的尸体，骨骼和内脏混杂在一起，其中两具尸体的脚趾上还涂着红色指甲油，显然是女性。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得出结论：三名死者为一男两女，年龄都在25岁左右，生前没有参加过重体力劳动，死亡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前。致命伤均为钝器击打头部，死后被凶手残忍肢解，抛尸井中。“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强，作案手法老练，很可能有前科。”法医的话让刘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两个月前，正是1020案发生的时间。
1220水井碎尸案的发生，让西安市民陷入了恐慌。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有人说凶手是“杀人狂”，专门针对年轻女性；有人说这是黑帮之间的仇杀，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遇害。一时间，晚上没人敢独自出门，家长们也不让孩子随意玩耍。专案组的压力陡增，市局领导下达命令，必须尽快破案，平息民愤。
“将1020案和1220案并案侦查。”刘平在案情分析会上宣布，“两起案件的案发时间相近，凶手作案手法都极其残忍，不排除是同一伙人所为。郭振平虽然拒不认罪，但他很可能知道碎尸案的真相，必须加大审讯力度。”
然而，无论民警如何审讯，郭振平始终守口如瓶。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胡言乱语，甚至故意挑衅审讯人员。就在审讯工作陷入僵局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刘平的脑海中形成，派卧底打入魏振海的犯罪团伙内部。
“魏振海行踪不定，靠常规排查很难找到他。”刘平解释道，“只有深入他的内部，才能掌握他的行踪和犯罪证据。”经过反复筛选，23岁的侦查员贺建成为了卧底的最佳人选。贺建刚从警校毕业不久，身体素质好，反应敏捷，而且没有在新城分局工作过，不会被魏振海的人认出来。
为了让贺建顺利打入犯罪团伙，专案组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巴拉。巴拉是魏振海的中学同学，因流氓罪入狱，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了两次减刑，当时只剩下一年刑期。专案组与监狱协商后，以“表现突出，提前释放”为由，将巴拉放了出去，并让他协助贺建完成卧底任务。
“我跟小黑是发小，他对我还算信任。”巴拉对专案组承诺，“我会想办法把贺建介绍给他的圈子，你们放心。”出狱后，巴拉按照专案组的安排，在道北的一家小饭馆摆了一桌“接风宴”，邀请了魏振海的几个心腹，其中就包括魏振海的得力助手“萝卜”。
宴会上，巴拉将贺建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狱友，贺建，为人仗义，以后大家多关照。”贺建按照事先排练的那样，装作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喝酒时一口闷，说话也带着江湖气。萝卜上下打量着贺建，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刚出来的？以前在哪混？”
“道北这块，以前跟着李老大混，后来失手进去了。”贺建随口编了个名字，李老大是道北一带早已落网的黑帮头目，没人能核实。萝卜点了点头，没再追问，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始终对贺建保持着距离，不允许他接触核心事务。
贺建知道，要获得信任，必须要有耐心。接下来的半年里，他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