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突兀地响起，三短一长，符合事先约定的暗号。朱瑞华屏住呼吸，透过猫眼望去，楼道阴影里站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下巴光溜溜的，与通缉令上那个留着大胡子的悍匪判若两人。他侧身开门，打算等对方进门后再实施抓捕，可就在门缝打开的瞬间，一支冰凉的枪管已经顶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别动，警察同志。”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带着一丝戏谑。朱瑞华的瞳孔骤然收缩，这声音，他在无数次案情分析会上听过录音，是魏振海！来不及多想，他猛地侧身撞向对方，同时嘶吼着：“是魏振海！抓他！”混乱中，他清晰地听到了扳机扣动的声音，却没有等来预期的枪响。枪卡壳了。这个千钧一发的意外，为赶来的武警战士争取了时间，也为这场横跨三年的生死较量，写下了最终的注脚。
而这一切的开端，要从四年前那个打破古城宁静的午后说起。
1986年10月20日，西安城区的秋阳带着暖意，洒在建国路附近的居民楼上。下午1点50分，一声沉闷的枪响突然划破午后的静谧，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在这座古城掀起惊涛骇浪。当时正在楼下晾晒衣物的王大妈愣了一下，以为是附近工地的爆破声，直到看见三楼廖伟丽家的窗户渗出缕缕血丝，她才尖叫着奔向居委会的公共电话。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车在五分钟内抵达现场，刺耳的警笛声让整条街的居民都聚集过来。侦查员李建国率先冲上三楼，刚到楼梯口就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廖伟丽家的木门虚掩着，门板上有明显的撬痕，地上的血迹还未完全凝固，在白墙和门板上溅开的血点触目惊心。
“小心！里面可能还有嫌疑人！”李建国举着配枪，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屋内的景象让身经百战的他都倒吸一口凉气：女主人廖伟丽身中数十刀，倒在玄关处，意识模糊地呻吟着；客厅的地板上，一名孕妇蜷缩在地，头部有一个狰狞的弹孔，鲜血染红了她隆起的腹部，早已没了生命体征。
急救人员迅速将廖伟丽送往医院抢救，技术科的民警则开始对现场进行细致勘查。在沙发底下，他们找到了一根用螺纹钢打造的撬杠，一端还残留着木屑和油漆，显然是作案工具。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卧室的衣柜里，民警发现了大量用棉纸包裹的文物，包括几件汉代的陶俑和唐代的铜镜，这些东西足以证明，房屋主人的经济来源绝不简单。
“死者魏文华，28岁，怀孕八个月，是廖伟丽的朋友，家就住在隔壁单元。”侦查员张建军拿着刚调查来的信息，快步走到现场总指挥、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平身边，“伤者廖伟丽，31岁，无正当职业，但邻居反映她出手阔绰，经常有陌生人来往。”
刘平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建国以来，西安从未发生过如此残忍的持枪杀人案，而且受害者中还有一名孕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劫杀人，而是对法律和人性的公然挑衅。“立即成立1020持枪杀人案专案组，我任组长。”刘平的声音斩钉截铁，“技术科尽快鉴定弹头和弹壳，查清枪支来源；走访组全面排查周边居民，寻找目击者；另外，重点调查廖伟丽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她那些‘陌生人’朋友。”
医院里，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廖伟丽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主治医生告诉专案组，廖伟丽身中27刀，伤口集中在腰部、腹部和臀部，万幸的是只有一刀穿透腹腔，没有伤及要害。当侦查员询问案发经过时，虚弱的廖伟丽断断续续地讲述了那段恐怖的经历。
“我刚从广州回来，拿着钥匙开门时发现锁芯坏了，推门感觉里面有东西顶着。”廖伟丽的声音颤抖着，眼神里满是恐惧，“我使劲推开一条缝挤进去，就看见一个穿警服的男人站在客厅，说我男人犯了事，要收缴赃物。我正愣神呢，后脖子突然被人掐住，腰上一阵剧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个“穿警服的男人”让专案组陷入了沉思。是真警察执行公务时发生意外？还是歹徒伪装成警察作案？很快，技术科的鉴定结果排除了第一种可能：现场提取的弹壳来自一支小口径自制手枪，弹头上没有膛线，属于黑市流通的违禁品；而撬杠上的指纹经过比对，不属于任何在职或退休民警。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廖伟丽的进一步交代。在民警的耐心询问下，她终于承认，自己长期和一个叫程金学的人合伙做文物走私生意，案发当天，她还在机场给程金学打了电话，约好在家里见面商量出货的事。“我以为是程金学来了，没想到是歹徒。”廖伟丽的语气充满了懊悔。
程金学立刻成为头号嫌疑人。专案组通过铁路和航空系统排查，发现程金学在案发当天乘坐飞机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