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8日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那天晚上，临平镇电影院门口，两名联防队员发现一个外地男青年形迹可疑，对方的自行车锁有明显撬痕。盘查时，队员从他包里搜出一张身份证，正是王军。就在队员准备进一步检查时，王军突然从后腰拔枪，连开六枪，两名队员当场倒地，他趁乱逃跑，途中还打伤了一名追赶的群众。
当年的追捕队曾追到河南濮阳，找到王军的父母。他的父亲是中原油田的中层干部，母亲是医院化验员，家境优渥。可提起儿子，老两口只有叹气——王军从小就胆大妄为，初中毕业就辍学，17岁因入室盗窃被判两年，服刑期间脱逃加刑三年，1986年减刑释放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只留下一张纸条：“人各有志，我出去找我的归宿。”
追捕队还找到过王军的前女友，浙江永嘉的一个姑娘，可对方早已和他断绝来往，只知道他在广西、广东打过工。此后六年，王军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任何踪迹。没人能想到，他会在六年后重返余杭，犯下更滔天的罪行。
“这是血海深仇！”王奇良把档案拍在桌上，“当年的案子没破，是我们的耻辱！现在他又杀了三个人，必须把他揪出来！”当晚，五支追捕队连夜出发，分别赶往河南濮阳、广西东兴、广东广州等地，王军曾经停留过的地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
此时的王军，正住在杭州的一家四星级酒店里。1月25日作案后，他把摩托车藏在笕桥卫生院的车库里，用假身份证登记住进了新桥饭店。他把装钱的旅行袋剪碎，用垃圾袋包好丢进不同的垃圾桶，然后分四次把三十多万现金存入四家银行，剩下的钱和手枪锁进了酒店的保险箱。
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王军看着西湖的夜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从小就嫉妒妹妹，那个一路读到大学、进北京机关工作的“乖乖女”，而他却总被父母骂“不成器”。母亲身上的消毒水味是他童年唯一的温暖，所以他每次逃窜都喜欢躲在医院，既能掩人耳目，又能找到熟悉的安全感。
1992年在广西东兴，他第一次买到了手枪，700元的五四式，转手卖了2000元，让他尝到了暴力生财的甜头。年底他再去芒街，花1400元买了支苏制9毫米手枪，从此走上了持枪抢劫的道路。1997年在温州永嘉，他因为和三轮车夫打架开枪卡壳，被追得跳江，最后以非法持枪罪判了三年，却没人知道他是1993年枪击案的凶手。
出狱后，王军第一时间就回了余杭。他觉得这里是他的“福地”，六年前在这里逃脱，这次作案后又顺利藏了起来。1月28日，他提着一塑料袋现金去柳州，想再买几支枪，结果钱在火车上被偷，只好折返。2月1日，他再次南下芒街，这次出手阔绰，花4万元买了两支五四式手枪和100多发子弹，还交了2万元定金，预定一支美制无声手枪。
2月12日，王军回到杭州。他想去银行取22万现金跑路，却被告知大额取款需要提前预约。百无聊赖之际，一个疯狂的念头涌上心头：回临平看看，看看警方是不是真的能抓到自己。他给自定了一个“安全测试”：先去笕桥卫生院看看藏着的摩托车还在不在，如果在，就去医院拿寄存箱里的东西；如果不在，就立刻跑路。
出租车停在笕桥卫生院门口，王军远远就看见那辆红色铃木王还停在车库角落，甚至还盖着他临走时铺的塑料布。他心里一阵得意，觉得警方不过如此，转身拦了辆出租车，直奔余杭第一医院。他不知道，此时的医院四楼，联防队员孙炳寿已经提前到岗，正盯着寄存箱区域，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模拟画像。
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距离春节只剩四天。余杭第一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年节的混合气息，住院病人大多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护士站的桌子上已经摆上了春联。没人注意到，一个瘦高男人戴着鸭舌帽，低着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下午七点整，孙炳寿开始了新一轮巡逻。这个50多岁的联防队员已经在这里守了15天，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他都伪装成病人家属，坐在四楼的长椅上，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寄存箱区域。模拟画像被他揣在怀里，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上面的每一个特征他都能背下来。
“老孙，换班了，吃点饺子吧。”同事提着保温桶走过来，里面是妻子包的白菜猪肉馅饺子，还冒着热气。孙炳寿摇了摇头，指了指走廊尽头：“再等等，总觉得今天会有情况。”他揉了揉发酸的膝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目光扫过走廊时，突然停住了。
一个男人正从对面走来，身高大概175厘米，体型偏瘦，穿着深色外套，走路时腰杆挺得笔直，和画像上的特征几乎完全吻合。孙炳寿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悄悄退到病房门口，假装整理衣服，眼角的余光紧紧盯着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