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董利遭受了无数的白眼和欺负。城里人嫌弃他土气，老板克扣他的工资，小混混抢他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他渐渐发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农村人，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的光芒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愤怒。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而是觉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1996年，董利跟着一个工头来到了新疆和田的一个砖厂干活。砖厂的工作比之前的工地更辛苦，每天要在高温的窑炉旁工作十几个小时，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但董利还是坚持着，他想着多攒点钱，早点回家。可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干了一年后，他突然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浑身无力，根本无法干活。
黑心的老板得知他病重后，不仅没有送他去医院，反而觉得他是个累赘，叫人把他赶出了砖厂。更过分的是，老板以“董利生病耽误生产”为由，扣下了他全年的工资。董利拖着病体找到老板，希望能拿到一部分工资治病，结果遭到了老板的一顿辱骂：“吃我的、住我的，现在不能干活了，还想要工资？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说完，老板叫来了几个工人，把董利再次打了一顿，扔到了砖厂门口。
身无分文、重病缠身的董利，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漫无目的地走在公路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得知他的遭遇后，免费把他拉到了长途汽车站。董利混上了一辆返回陕西的长途大巴车，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却没想到，又一场屈辱在等着他。
大巴车行驶到半路，售票员开始查票。董利没有钱买票，只能闭上眼睛，假装睡觉，希望能蒙混过关。但售票员很快就发现了他，一把将他推醒，厉声问道：“票呢？没买票就敢上车？”董利低着头，小声说：“我没钱，我回家看病。”售票员却不依不饶，和司机一起，强行把董利赶下了大巴车，还把他的行李从车窗里扔了出去。
董利站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看着散落一地的行李，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的行李里，有一个他省吃俭用买的二手旧风扇，那是他准备带回家给父母用的，结果被司机扔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看着摔碎的风扇，看着自己破旧的行李，看着空荡荡的公路，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一刻，他心里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报复。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狂生长。他想起了被工头克扣的工资，想起了被打的屈辱，想起了被赶出砖厂的无助，想起了被赶下大巴车的狼狈。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太不公平，所有的人都在欺负他。他不再隐忍，不再相信善良，他觉得只有变得比恶人更狠，才能不被欺负。
几经辗转，董利终于回到了老家石塔村。看到熟悉的村庄，看到苍老的父母，他再也忍不住，抱着母亲放声大哭。父母看着消瘦、憔悴的儿子，心疼不已，问他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董利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哭。在家里休养的日子里，董利很少说话，每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里想的全是如何报复。他觉得，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实力，而实力，就是武力。
不久后，董利瞒着父母，偷偷跑到了县城的一家武术馆，报名学习搏击和摔跤。他学习异常刻苦，每天最早到武馆，最晚离开。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三个小时，身上的伤口好了又裂，裂了又好，但他从不叫苦。他的目标很明确：如果有天赋，就去参加比赛，靠武术赚钱养家；如果没有天赋，就学好拳脚功夫，将来再遇到有人欺负他，他能还手，能一个人对付好几个人。
在武术馆学习期间，董利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暴躁。他不喜欢和其他学员交流，总是独来独往。有一个师兄见他新来的，又沉默寡言，就经常欺负他，要么抢他的训练器材，要么在训练时故意下重手。董利一直忍着，他知道自己现在打不过师兄，只能默默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师兄在野外的训练场上再次欺负他，骂他是“农村来的废物”，还动手打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彻底点燃了董利心中的怒火。他想起了所有的屈辱，想起了那个摔碎的风扇，想起了被赶下大巴车的狼狈。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隐忍，而是猛地冲了上去，和师兄扭打在一起。在扭打的过程中，董利突然想起自己私下改造的那把气枪。那是他从一个废品站淘来的旧气枪，他花了很长时间，自己琢磨着改造，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杀伤力。他偷偷把枪藏在了训练服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