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电话是在6点左右打来的是孙明的妻子李桂兰（化名）。李桂兰告诉侦查员，孙明平时每天5点左右都会回家吃饭，可那天到了6点还没回来，她以为孙明在加班，就打了值班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男人，声音有点粗，问我是谁。”李桂兰回忆说，“我说找老孙，他问我找他干啥，我说叫他回家吃饭，他说‘老孙不回去吃了，我们在这吃点快餐’，然后就挂了电话。”
侦查员们推断，此时孙明已经被杀害，接电话的很可能就是凶手。“凶手敢接电话，说明心理素质非常好，而且对银行的情况很熟悉，知道孙明平时的习惯。”王健分析道。
第二个电话是在7点55分打来的是行长刘建民。刘建民当天去外地开会，晚上7点多才回到家，儿子告诉他说“银行值班室没亮灯”。刘建民觉得奇怪，就给值班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马玉臣，声音有点含糊，我说‘值班室怎么没灯？’他说‘都睡了，没什么事’，我就没多想挂了电话。”刘建民说，他当时以为值班人员在休息，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凶案。
这个电话让侦查员们确定了马玉臣的死亡时间，7点55分他还活着，说明他是在这之后被杀害的。而第三个电话则更加关键，是阎东海的妻子在8点25分打来的。“我给老阎打了三次传呼他都没回，以为他在单位加班，就打值班室电话问问。”阎东海的妻子说，“接电话的人很不耐烦，说‘找阎某是吧？一会就回来！’然后就挂了，我还以为他在忙，没想到……”
三个电话的时间线让案情逐渐清晰：6点左右孙明已遇害，7点55分马玉臣还活着，8点25分阎东海可能已经死亡。但让侦查员们困惑的是，孙明和阎东海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异常，甚至没有再打电话确认。“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传呼机没回也很常见，大家的警惕性没那么高。”王健叹了口气，“要是当时有人多问一句，可能就能发现问题了。”
更奇怪的是马玉臣的行踪。银行同事反映，11月14日下午，马玉臣、阎东海和另外两个同事蔡海涛（化名）、姜某在马玉臣家打麻将。中途马玉臣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没有说话就挂了，而阎东海则接到了四个传呼，前三个来自同事刘某，他没回，第四个来自女同学，他回了电话，说自己在打麻将，没时间见面，女同学就把要还他的钱存进了银行。
“马玉臣接到的那个无声电话很可疑。”王健说，“会不会是凶手在确认他是否在家？而且阎东海本来不值班，为什么会特意去单位取东西？这两个人之间肯定有问题。”此时，马玉臣和阎东海成为了案件的重点怀疑对象，侦查员们推测，他们要么是被凶手约到银行的，要么就是参与了劫案，后来被同伙灭口。
11月15日晚8点，连池县公安局的会议室灯火通明，省公安厅和地区公安处的专家已经赶到，专案组正式成立，王健担任副组长，负责具体侦查工作。会议桌上摆满了现场照片、勘查报告和询问笔录，所有人的脸色都很凝重，这是连池县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持枪劫杀案，300万巨款被盗，五人遇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首先确定几个关键点。”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张副总队长率先发言，他指着现场照片说，“第一，凶手至少两人以上，有枪支，心狠手辣，作案后还能冷静清理现场，反侦查能力很强。第二，凶手对银行内部情况非常熟悉，知道值班人员的换班时间、金库钥匙的保管人，甚至清楚监控的位置，很可能有内部人员配合。第三，作案时间选在周六傍晚，银行下班早，人流量少，说明经过了精心策划。”
王健补充道：“现场发现的弹壳和弹头都是‘健卫20型’小口径步枪的，这种枪本来是运动步枪，在黑市上有流通，但数量不多。捆绑死者的尼龙绳是本地杂货店就能买到的，但绳结打得很专业，可能是有过当兵或者从事相关行业的经历。”
会议的焦点集中在阎东海和马玉臣的关系上。“阎东海不值班却出现在银行，马玉臣值班却迟到，而且两人是金库钥匙的保管人，缺一不可。”地区公安处的李处长说，“如果他们不是同伙，凶手怎么能打开金库？如果是同伙，为什么会被灭口？”
侦查员们提出了两种推测：一种是阎东海和马玉臣参与了劫案，后来因为分赃不均被其他凶手杀害；另一种是凶手以某种理由将两人约到银行，杀害后夺取钥匙打开金库。但无论哪种推测，都缺乏证据支持。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凶手身份的线索，监控因为施工被暂时关闭，没有拍到凶手的身影。
“我认为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很大。”王健说，“凶手知道肖军换班、魏强回家吃饭，甚至知道阎东海会去马玉臣家打麻将，这些信息只有银行内部人员或者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才能知道。而且凶手选择在交接班的空档作案，正好利用了值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