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项城县还带着豫东农村的淳朴与贫瘠，周向阳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普通农家带来过多惊喜。和那个年代许多农村孩子一样，他的童年在田埂与土路上度过，但不同于其他孩子的憨厚本分，周向阳从小就透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野性。
刚上小学时，他就敢爬上村口的老槐树掏鸟窝，把邻居家的鸡追得满天飞；上了中学，更是变本加厉，逃课打架是家常便饭，书包里装的不是课本，而是弹弓和木棍，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混世魔王"。老师多次找家长谈话，周父周母总是一边给对方赔笑脸，一边回家对儿子棍棒相加，可打骂过后，周向阳依旧我行我素，反而对父母的管教生出了强烈的抵触。
随着年龄增长，周向阳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开始拉帮结派，和村里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白天偷鸡摸狗，晚上在路边敲诈过往的赶集人。看着儿子日渐堕落，周父周母急得彻夜难眠。
在那个年代，"铁饭碗"是无数人向往的归宿，老两口咬牙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一头耕牛，又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托关系给周向阳在县城的招待所谋了份服务员的差事。这份工作在当时算得上体面：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固定工资，更重要的是能让他远离那些狐朋狗友。为了让儿子彻底收心，老两口又四处托人说媒，给周向阳娶了个本分的媳妇，希望家庭的责任能让他安稳下来。
婚礼当天，周向阳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看着父母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也曾有过片刻的动容。可这份动容没能维持多久，招待所按部就班的生活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每天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琐碎工作，在他眼里成了对自由的束缚；同事间的家长里短，更让他觉得格格不入。仅仅半年后，他就因为偷拿招待所的烟酒被发现，被当众开除。回家后，妻子的眼泪和父母的叹息，没有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让他觉得颜面尽失，更坚定了他"出去闯闯"的念头。
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南粤大地，"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随着南下的列车传遍大江南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许多年轻人为了谋生，纷纷背上行囊南下打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打工潮。
周向阳看着村里的同龄人一个个带着钱回来盖房娶媳妇，心里再也按捺不住。1992年春节刚过，他就找到了之前一起混的"兄弟"吴宝玉，这个外号"老虎"的汉子，比周向阳年长两岁，为人凶狠，因打架斗殴坐过半年牢。两人一拍即合，揣着仅有的几百块钱，挤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
30多个小时的车程里，两人挤在拥挤的硬座车厢过道上，满脑子都是对广州的憧憬。可当他们走出广州火车站，站在车水马龙的站前路时，眼前的繁华却让他们手足无措。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到处都是讲着粤语的本地人，工厂招工要技术，商铺招学徒要经验，他们既没文化又没手艺，想要找份体面的工作比登天还难。几天下来，两人钱花得所剩无几，只能睡在桥洞下，靠捡别人剩下的盒饭充饥。吴宝玉提议去工地搬砖，周向阳却嗤之以鼻："我周向阳是干大事的人，怎么能去卖力气？"
不愿吃苦又急于赚钱的两人，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歪门邪道。广州火车站人流量巨大，南来北往的旅客带着行李和钱财，成了他们眼中的"肥肉"。他们开始在火车站附近游荡，趁人不注意就偷摸旅客的背包，有时还会合伙敲诈刚下车的外地民工。凭借着几分狠劲，两人勉强能混口饭吃，却也时常因为分赃不均争吵。直到1994年夏天，他们结识了邓永良，这个外号"老骚"的男人，在火车站一带以敲诈勒索为生多年，不仅熟悉地形，还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
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饭馆里，几杯白酒下肚，就打开了话匣子。邓永良抱怨现在"生意不好做"，警察查得越来越严；吴宝玉骂骂咧咧地说偷来的钱不够花；周向阳则猛灌一口酒，眼神阴鸷地说："小打小闹没出息，要干就干票大的。"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另外两人的兴致，三人越聊越投机，从如何偷抢聊到如何躲避警察，仿佛找到了知音。这次会面后，一个以周向阳为核心的犯罪团伙初具雏形，而他们口中的"大事"，第一步就是搞枪。
在那个年代，云南河口县因与越南老街隔红河相望，成为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滋生了枪支走私的黑色产业链。周向阳通过在火车站认识的一个"中间人"，得知在河口能买到手枪和子弹，当即决定亲自前往。
1994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