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仓库位于铁西区的老工业区，周边都是倒闭的工厂，荒无人烟。抓捕小组分成三个小队，分别从仓库的正门、侧门和后门包围。特警队员手持冲锋枪，小心翼翼地靠近仓库，仓库里传来隐约的说话声和麻将牌的碰撞声。刘队长做了个手势，队员们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许动！警察！”随着一声大喝，特警队员一脚踹开仓库的大门，强光手电的光束瞬间照亮了整个仓库。孙德林、孙德松和汪家礼正围坐在塑料布上打麻将，面前的桌子上还放着几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米。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三人顿时慌了神，孙德林伸手就去摸放在旁边的手枪，却被早已瞄准他的特警队员大喝一声：“再动就开枪了！”
孙德林的动作僵在半空，脸上露出凶狠的神色，但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抵抗。孙德松和汪家礼也吓得浑身发抖，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民警在仓库里搜出了25万元现金、两把五四式手枪和30发子弹，以及四套深蓝色夹克工作服和四顶印着“机床厂”字样的安全帽——这些正是他们作案时的行头。
“铐上！”刘队长一声令下，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三人的手腕，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仓库里格外清脆。孙德林被押起身时，突然转头看向仓库角落的木箱，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舍。民警立刻上前打开木箱，里面整齐码放着七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次作案的时间、地点、分工和分赃情况，甚至还有对警方侦查路线的分析。“没想到吧，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全看到了。”刘队长拿起一本笔记本，封面“行事纪要”四个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令人发指的嚣张。
凌晨两点，孙德林、孙德松、汪家礼和汪文绪四人被押解回市公安局。审讯室的灯光惨白，照在四人脸上，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同：孙德林低头沉默，嘴角紧抿；孙德松眼神躲闪，不停搓着双手；汪家礼唉声叹气，时不时抬头打量审讯员；汪文绪则浑身发抖，刚坐下就哭了起来：“我全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求你们从轻发落。”
汪文绪的招供成了突破口。他不仅详细交代了1995年以来的七起持枪抢劫案细节，还供出了孙德林藏匿剩余枪支和赃款的地点，铁西区郊外的一处废弃煤窑。“那煤窑是孙德林早年挖矿时发现的，里面特别隐蔽，除了我们四个没人知道。”汪文绪的声音带着哭腔，“里面还有一把五四式手枪、两把59式手枪，还有没花完的30多万现金，都藏在煤窑最里面的石缝里，用塑料布包着。”
天刚蒙蒙亮，刘队长就带着十名民警和汪文绪前往废弃煤窑。煤窑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入口被半米高的杂草掩盖，仅能容一人弯腰进入。民警们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煤窑里漆黑潮湿，脚下的煤灰没过脚踝，头顶不时有碎石掉落。走了大约五十米后，汪文绪停在一处石缝前：“就是这儿，东西都在里面。”
两名民警合力搬开挡在石缝前的石块，里面果然放着三个用黑色塑料布包裹的包裹。打开包裹，里面的物品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三把军用手枪油光锃亮，50发子弹整齐排列，32万元现金用橡皮筋捆成一沓，上面还残留着淡淡的煤尘。技术人员当场对枪支进行鉴定，确认这些正是七起案件中歹徒使用的作案工具，枪身上的编号与现场遗留弹壳的编号完全匹配。
铁证面前，孙德林终于开口了。他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凶狠，只剩下疲惫和绝望：“从1987年第一次盗窃被抓，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完了。劳教出来后，看着别人住大房子、开小汽车，心里就不平衡。后来认识了家礼，我们就合计着干票大的，没想到一步步走到了杀人的地步。”
孙德林的供述揭开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罪恶过往。1995年9月，他和汪家礼第一次作案，杀害了田氏兄弟并抢走2万元现金。第一次杀人后，孙德林害怕了整整一个月，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灯，直到看到警方没有查到自己头上，才渐渐放下心来。“杀了第一个人，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孙德林的声音沙哑，“每次作案后，我们都会一起去小酒馆喝酒，用赃款买肉买酒，假装自己是正常人，可一闭上眼睛，那些被我们杀的人的脸就会出现。”
随着四人的全面招供，尘封四年的“3·8串案”终于真相大白。从1995年9月到1999年10月，这个以孙德林为首的犯罪团伙，在沈阳及周边地区疯狂作案七起，杀害九人，重伤五人，抢劫现金和财物共计136万余元。他们的作案目标精准，每次都提前踩点数月，摸清受害者的行踪和作息；作案手法残忍，为了不留活口，哪怕受害者已经交出钱财，也会被他们残忍杀害；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后会立刻更换衣物和交通工具，将枪支和赃款藏在隐蔽地点，甚至会故意混淆警方视线，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