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队长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记录本，指尖划过“周焕”这个名字，旁边的备注写着“和平南大街修自行车师傅，称认识模拟画像上的人”。这类声称“认识嫌疑人”的线索占了近三成，大多是模糊的印象或误认，但多年的刑侦经验让他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通知和平分局的人，跟我去见这个周焕。”他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快步走向门外，朝阳的光芒透过窗户，在他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
和平南大街与砂阳路交叉口的拐角处，一个褪色的蓝色帆布棚子就是周焕的修车摊。棚子下摆着两个铁皮工具箱，里面整齐码放着扳手、螺丝刀等工具，地面上散落着几节废旧链条和轮胎碎片。周焕正蹲在地上给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补胎，粗糙的手上沾满了黑油，听到脚步声抬头，看到穿警服的人走近，手里的活计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紧张，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周师傅，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问问您昨天举报的情况。”刘队长递过去一杯热豆浆，这是他路上特意在早点摊买的。周焕接过豆浆，指尖微微颤抖，他拧上最后一颗螺丝，拍了拍手上的油污，朝棚子角落的小马扎指了指：“警官坐，我慢慢跟你们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常年在街头风吹日晒的粗糙质感。
10月19日傍晚五点半，周焕刚收拾好工具准备回家，就看到两辆红色摩托车停在不远处的公交站牌旁。“那俩摩托看着就不一般，发动机声音特脆，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嘉陵70。”周焕呷了口豆浆，眼神飘向路口的方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傍晚，“骑车的俩男的都穿深蓝色夹克工作服，戴的安全帽上印着‘机床厂’的白字，我当时还琢磨，机床厂的工人咋骑这么好的车。”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个男子的侧脸。“那男的脸型偏长，下巴宽，眼睛细溜溜的，笑的时候嘴角往下撇，看着就凶。”周焕用手在自己脸上比划着，“去年冬天他来我这修过车，车胎扎了个钉子，我补胎的时候他一直在打电话，说啥‘老地方见’‘这次够本’，语气挺横的。我问他是机床厂的不，他白了我一眼没说话，给了钱就走了。”
刘队长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模拟画像，递到周焕面前。周焕接过画像，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重重地点了点头：“就是他！错不了！尤其是这眼睛，透着股狠劲，跟我去年见的那人一模一样。”他又补充道，“我记得他摩托车的牌照最后两位是‘73’，因为我儿子生日是七月三号，当时还多看了两眼。”
这条线索让刘队长心头一震。模拟画像是根据目击证人模糊描述绘制的，周焕不仅能精准对应体貌特征，还提供了摩托车牌照尾号和嫌疑人可能的工作单位，这些细节绝非编造。他立刻安排民警调取周边路段的交通记录。虽然1999年的监控覆盖率低，但和平南大街作为主干道，路口有一处交警岗亭装有监控设备。同时，另一组民警前往沈阳机床厂，调取所有员工档案，重点排查有前科、体貌特征与画像相符的人员。
交警岗亭的监控录像画质模糊，但在技术人员的修复下，还是清晰捕捉到了两辆红色摩托车的身影。录像显示，10月19日傍晚5时42分，两辆摩托车停在公交站牌旁，5时45分，枪声响起后，摩托车迅速启动，朝着南湖公园方向逃窜。通过放大画面，确实能看到其中一辆摩托车的牌照尾号为“73”，与周焕的描述完全一致。更关键的是，监控拍到了两名骑手的正脸，虽然画面有些失真，但与模拟画像的相似度高达九成。
与此同时，前往机床厂的民警传来了消息。机床厂共有员工三千余人，经过初步筛查，有三名员工的体貌特征与画像相符。其中一名叫孙德松的员工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今年38岁，身高1.8米，脸型长，下巴宽，1985年因盗窃被判劳教三年，1988年出狱后进入机床厂工作，负责设备维修，平时经常穿工厂发放的深蓝色夹克工作服。更巧合的是，孙德松名下确实登记着一辆红色本田摩托车，牌照号码为“辽A·G2373”，尾号正是“73”。
“孙德松有个哥哥叫孙德林，早年也是盗窃惯犯，1990年劳教释放后一直无业，兄弟俩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出入。”负责调查的民警在电话里汇报，“我们还查到，孙德松在1996年3月8日那天请了病假，没有上班记录。而1997年两起抢劫案发生时，他都以‘家中有事’为由请假，时间线完全吻合。”
线索逐渐聚焦到孙德林、孙德松兄弟身上。警方立刻对两人的社会关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