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清晰地记录着三天前的惊魂一刻：10月19日傍晚5时45分，和平南大街39号院的单元楼前，枪声骤然划破暮色。两名男子从银行提取巨款后返程，刚走进楼道闸门，便遭遇两名歹徒突袭。其中一名叫曹伦的男子背部中枪，装有现金的提包被瞬间夺走；另一名叫张德敏的男子虽侥幸逃脱，但身后的枪声始终如影随形。三名歹徒得手后跨上两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声中消失在车流里，只留下满地狼藉和逐渐蔓延的血迹。
更让市民心惊的是报道中披露的线索：三名歹徒均身着深蓝色夹克式工作服，头戴深蓝色塑料安全帽，作案工具为军用手枪，作案后驾乘两辆红色摩托车逃离。文末那句“举报有功者奖励10万元”的承诺，在1999年的沈阳不啻于天文数字。彼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数百元，10万元足以购置一套不错的住房。这则报道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不仅让和平南大街一带的居民彻夜难眠，更让整个沈阳城陷入了对“持枪歹徒”的集体恐慌。
市民们或许不知道，这则看似寻常的悬赏通告，背后是沈阳警方破釜沉舟的决心。在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烟灰缸早已堆满烟蒂，新任局长杨加林的目光扫过墙上密密麻麻的案件卷宗，每一本都标注着“未破”二字。最上方的卷宗封面已经泛黄，上面的“1996·3·8抢劫杀人案”字样，如同刻在所有民警心头的烙印。从1995年到1999年，短短四年间，类似的持枪抢劫案已发生七起，九人遇害，五人重伤，被抢现金累计达136万余元。每次案发后，警方都投入大量警力侦查，但歹徒如同幽灵般销声匿迹，只留下冰冷的弹壳和受害者家属的哭声。
10月25日清晨8时，市公安局门前的广场上挤满了记者和市民。当警方公布的歹徒模拟画像张贴出来时，人群中发出一阵吸气声：画像上的男子脸型偏长，下巴略宽，眼睛狭长而锐利，薄嘴唇紧抿成一条直线，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凶狠。与此同时，沈阳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开始轮番播报画像信息和悬赏通告，街头巷尾的喇叭里，民警沉稳的声音一遍遍重复着作案细节，呼吁市民提供线索。一时间，整个沈阳变成了一张巨大的排查网，每个市民都成了这张网中的观察者。
谁也没有想到，这张由680万市民共同编织的大网，会在四天后精准收网，将一个作恶12年的犯罪团伙彻底擒获。而这一切的起点，需要回溯到1996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那场被命名为“3·8大案”的血腥抢劫，正是这个团伙罪行的集中爆发，也是警方与歹徒长达四年拉锯战的开端。
1996年3月8日，沈阳的初春还带着刺骨的寒意。凌晨五点，沈阳第一饲料厂的门卫老张就已经起床，他裹紧了厚重的棉袄，在厂区门口的值班室里生起了煤炉。炉火跳跃间，他看着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心里盘算着今天的重要任务。厂里要发工资，出纳员会带着巨款从银行回来，他得格外警惕。这家饲料厂位于铁西区的老工业区，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每天清晨都有络绎不绝的工人骑车上班，厂区门口的柏油路上，早已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车辙印。
上午九点，两辆白色的富尔加轿车驶出了饲料厂大门，前排坐着司机李师傅和保卫科的王科长，后排则是两名出纳员，她们手中的黑色提包里，装着全厂200多名工人的工资，共计20.7万元现金。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过上好几年的安稳日子，也成了潜伏在暗处的歹徒眼中的“肥肉”。轿车平稳地行驶在建设大路上，路边的杨树刚抽出嫩芽，寒风一吹便瑟瑟发抖，谁也没有注意到，一辆红色的出租车正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车内三名男子的目光始终锁定着那两个黑色提包。
这伙歹徒的预谋，早在三个月前就已开始。1995年12月的一个傍晚，夕阳将饲料厂的影子拉得很长，一名穿着灰色夹克的男子徘徊在厂区门口，时不时朝传达室里张望。他就是汪家礼，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之一。看到老张从值班室出来倒水，汪家礼立刻凑了上去，脸上堆起谄媚的笑容：“大爷，我找你们厂的孙行，他欠我点钱，听说他今天发工资，我过来问问他啥时候还。”
老张的警惕性很高，他上下打量着汪家礼，见他眼神闪烁，便摇了摇头：“我们厂没有叫孙行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汪家礼并不气馁，他装作不甘心的样子，在厂区门口徘徊了许久，直到一名年轻工人下班出来买烟，他才又凑了上去，递上一支烟：“兄弟，麻烦问一下，你们厂一般啥时候发工资啊？我那亲戚欠我钱，总说发了工资就还，我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