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国睁开眼，看到的是熏黑的窑顶。他猛地坐起来，后脑撞上低矮的土炕沿，疼得抽了口凉气。
不是实验室。
砖墙斑驳，窗户用草纸糊着，破洞透进冷风。空气里有霉味和柴火烟混合的气味。他低头看手——这双手沾着油污，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不是他那双常年戴无菌手套的手。
记忆像潮水涌进来。
李利国，二十五岁，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民国二十六年回国，想用学的本事抗日。三个月前被分配到晋西北，八路军独立团兵工厂，任厂长。
今天是到任第二天。
他扶着墙站起来，腿有点软。身上穿着灰布军装，肘部打了补丁。窑洞里除了一张炕，就只有张破木桌。桌上摊着几张发黄的图纸，画的是汉阳造步枪零件图。
门口传来脚步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掀开草帘进来，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他看见李利国站着，愣了愣：“厂长，你醒啦？昨天你一到就发高烧，躺了一天一夜。”
李利国揉着太阳穴：“你是……”
“俺叫杨福贵，大伙儿叫俺老杨头。”汉子搓着手，“厂里就俺一个人了。原先的张厂长上个月牺牲了，鬼子扫荡时……”
话没说完，他转过身去咳嗽。
李利国走到窑洞外。
三孔破窑洞挨着山壁，前面是片空地。空地上堆着些生锈的铁疙瘩，几根烂木头。远处群山光秃秃的，风吹过卷起黄土。
这就是兵工厂。
老杨头跟出来，指着三孔窑：“左边那孔是仓库，中间是车间，右边住人。就这些。”
“带我看。”李利国说。
仓库窑洞最阴冷。靠墙摆着三个木箱，打开第一个，里面是子弹。黄铜弹壳和钢弹壳混在一起，有的长了绿锈。李利国抓起一把数了数，总共八十二发。
第二个箱子装着工具：几把锉刀秃了齿，两把扳手豁了口，卡尺锈得推不动。
第三个箱子空着，箱底有干涸的血迹。
“张厂长牺牲前……”老杨头低声说，“最后一箱手榴弹运前线了，就留了点血。”
李利国没说话，走进中间的窑洞。
这里勉强算车间。两台皮带车床靠墙摆着，皮带是牛皮的，裂了好几道口子。床身铸着字：“江南制造总局·光绪三十一年”。光绪三十一年是1905年，这机器比他还大三十岁。
工作台上散落着几个半成品枪管，内壁粗糙得像砂纸。
“能开工吗？”李利国问。
老杨头苦笑：“皮带一动就断，主轴晃得厉害。上个月试车一根枪管，车到一半刀崩了，废了。”
“材料呢？”
“没了。”老杨头从墙角拖出个小布袋，倒出几块铁疙瘩，“就剩这点轨道钢，还是扒铁路扒来的。”
李利国蹲下看那些铁块。含碳量不均匀，杂质多，做枪管肯定炸膛。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上级给的任务是什么？”
老杨头从怀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团部命令，这个月底前交二十支步枪，装备新建的侦察班。可咱……”他顿了顿，“厂长，实话跟你说，俺在这干了两年，最多一个月做出过五支，还常卡壳。”
李利国接过纸条。字是用毛笔写的，末尾盖着独立团的红章。
二十支，三十天。
他走出窑洞，在空地上转了一圈。黄土夯的地面坑坑洼洼，角落里堆着煤渣。远处山梁上，隐约能看见个放哨的人影。
八十二发子弹，两台报废机床，几块破铁，一个老工人。
这就是全部家当。
老杨头跟在他身后：“厂长，要不……你去团部说说，这任务实在完不成。鬼子这几天在附近活动，咱这儿也不安全。”
李利国没接话。
他走到山崖边，看着下面弯曲的土路。路上一队人正在行军，灰色军装，扛着枪，但每三个人才有一支枪，其他人背着大刀。
有个年轻战士抬头看过来，朝他挥了挥手。
李利国举起手，又放下。
天慢慢黑了。
老杨头做了晚饭：玉米面窝头，咸菜疙瘩，一盆照得见人影的米汤。两人蹲在窑洞口吃。窝头硬得硌牙，李利国慢慢嚼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柏林大学的实验室，精密的机床，满墙的图纸。
然后是爆炸。
再醒来，就是1937年的山西。
“厂长，你留学学的真是机械？”老杨头问。
“嗯。”
“那你能修好那两台床子不？”
“得看看。”
吃完饭，老杨头收拾碗筷：“俺去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