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林凡自己的意思。他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不用去殡仪馆，就在厂里那个旧礼堂吧。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开会、讲课、搞试验。要是最后能在那儿跟大伙儿告个别，挺好。”
礼堂确实旧了。墙皮有些剥落，舞台的木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但今天被收拾得干净整洁。没有黑纱白幔，只有正前方挂着一张林凡晚年的照片——是他七十岁生日时在车间里拍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拿着游标卡尺，正低头测量一个零件，神情专注。
照片下方，长方形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一面褪色的军旗。那是独立团时期的一面战旗，李云龙当年特意留给他的。旗子边缘已经磨损，但红色的底子和黄色的五角星依然清晰。
没有哀乐。小周从档案室找出一盘老磁带，是林凡八十年代给青工讲课的录音。磁带开始转动，礼堂里响起老人平缓、略带口音的声音：
“……今天讲公差配合。这个很重要。你做出来的零件，不是孤零零一个，是要跟别的零件配在一起的。松了不行，紧了也不行。什么叫合适？就是既能让机器转起来，又要留出热胀冷缩的余地。做技术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
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来参加告别的人安静地听着，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课堂。
人来得比预想的多。
最早到的是厂里的退休老工人。他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胸前别着已经不再发亮的厂徽。三三两两走进来，在签到簿上写下名字——很多人手有些抖，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找到座位坐下，不说话，只是看着前方那张照片。
八点整，厂里的现任领导班子里来了。他们穿着深色西装，在骨灰盒前三鞠躬。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他鞠躬的时间比别人都长。起身后，他对小周低声说：“林工最后那个型砂建议，部里已经列为推广项目了。上周，东北有个厂用新方法，铸件废品率下降了四个百分点。”
小周点点头，没说话。
九点左右，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过道上加了折叠椅，还是有人站着。小周站在门边，看着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有他认识的，更多是他不认识的。
“请问，这是林工的……”一个穿着铁路制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
“是。您是？”
“我姓陈，陈石头。不过林工一直叫我小石头。”老人的眼眶瞬间红了，“我从成都赶来的，坐了二十六小时火车。”
小周愣住了。这就是林凡常常提起的“小石头”，那个在杨峪村跟着他学手艺的游击队员，后来成长为三线厂总工程师的传奇人物。他赶紧把老人引到前排预留的位置。
十点，告别仪式开始。
没有主持人长篇大论的悼词。小周走上台，只说了三句话：
“今天，我们来送别林工。”
“他留给我们两样东西：一是他教给我们的技术，二是他做给我们看的人。”
“现在，请大家按顺序，跟他告个别。”
人们排成队，缓缓从骨灰盒前走过。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走到最前面时停了下来。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锈迹斑斑的怀表。她把表轻轻放在骨灰盒旁。
“林师傅，”她声音不大，但礼堂很静，每个人都听得见，“这是我老伴的遗物。五八年，厂里那台进口铣床坏了，苏联专家都说没零件修不了。您用三天三夜，用手工锉出了一套齿轮。机器修好了，我老伴那组才能按时完成卫星零件的任务。他临死前说，这表要留给您。我今天带来了。”
她深深鞠了一躬，慢慢走开。
接着是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妇女对着照片说：“林爷爷，我带儿子来了。您还记得吗？八九年，他发高烧，是您半夜骑自行车带我们去医院的。路上自行车链子断了，您抱着他跑了二里地。”她转头对儿子说，“鞠个躬吧。没有林爷爷，就没有你。”
年轻人郑重地三鞠躬。
队伍缓缓移动。每个人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但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林工，您教我的那个测量方法，我还在用……”
“老师，您让我背的公差表，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林师傅，您修过的那台车床，现在还在三车间用着……”
一个年轻技术员走到前面时，从包里拿出一本翻旧了的《机械设计手册》。他翻开扉页，上面有林凡的签名和一行小字：“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年轻人轻声说：“林工，这本书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他说是您传给他的。我会继续传下去。”
小石头是最后一个走到前面的老战友代表。他没有带任何物品，只是站得笔直，对着骨灰盒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就像七十年前在游击队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