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开始泛黄飘落时，他清楚地感觉到，整理那些资料的时间到了。
这个念头来得突然，却又像早已在心底埋藏多年。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阳台上打太极拳，一套动作还没打完，忽然觉得胸口发闷，扶着栏杆缓了好一会儿。回到屋里坐下，目光自然地落在墙角那三个樟木箱上——那是退休时从厂里带回来的最后一批资料，一直没彻底整理完。
“该处理了。”他轻声对自己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林凡开始了系统性的整理。每天吃过早饭，他就把箱子一个个拖到房间中央，打开箱盖，让秋日的光线照进去。
第一个箱子里是战争年代的资料。最上面是一本用粗麻线装订的册子，封面用毛笔写着“晋西北军工实验记录，1941-1943”。纸张已经发黄变脆，林凡戴上老花镜，又套上薄棉布手套，才敢轻轻翻开。
第一页是“破楼槌”的原始草图。铅笔线条有些潦草，旁边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标注着尺寸和材料说明：“硬柞木主梁，需阴干三年以上”“弓弦用自行车内胎十六股绞合”“射程二百步，误差正负五步”。那些字迹如此熟悉，让他想起杨峪村的夜晚，煤油灯下，小石头在一旁磨墨的情景。
往后翻，是“飞雷神”的改进记录。不同规格汽油桶的爆破效果对比表，用红蓝铅笔仔细画着曲线；各种填料配比试验，从黑火药到掺了铁屑的混合炸药，每一栏都写着“成功”“部分成功”或“失败”，失败的原因分析得清清楚楚：“密封不足”“起爆点偏离”“铁屑氧化影响爆温”。
林凡一页页看着，有时会停下来，从箱子里找出对应的实物——几枚用油纸包着的早期雷管样品，一套手工打磨的测量卡尺，一卷已经干裂的自行车内胎。每一样东西都唤起一段记忆：某个同志的牺牲，某次试验的成功，某个难题攻克后的喜悦。
他找来一沓新的标签纸，用钢笔仔细写下说明：“1942年冬，杨峪村兵工厂，用于测试‘飞雷神’抛射药包初速。”“1943年春，反扫荡转移途中制作，材料为缴获的日军电话线芯。”字写得很慢，手有些抖，但每一笔都力求工整。
第二个箱子是建国后的技术资料。这里的东西更系统，但也更庞杂。一九五三年工厂第一台机床的安装调试记录，全是他手绘的示意图，每张图上都有苏联专家用红笔批注的俄文，旁边是他用中文做的翻译和补充。
林凡翻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球墨铸铁工艺试验，1957-1959”。翻开，里面是整整三年的数据记录：每一炉的配料比、熔炼温度、保温时间、浇注温度，以及后续的力学性能测试结果。有些页角折着，那是当年突破关键参数时的标记。
“三百二十七炉。”林凡喃喃道。他记得那些日子，和工人们一起守在炼钢炉前，满脸煤灰，眼睛被火光灼得通红。成功那天，全车间欢呼，老陈把儿子结婚藏的半瓶酒都拿出来了。
还有那些他主持编写的技术标准——《通用机械零件公差手册》《焊接工艺规范》《热处理操作规程》。每一本都是先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出草稿，反复修改，再送印刷厂油印。最早的几版，封面上连编写单位都没有，只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八个字。
林凡把这些手册一本本拿出来，拂去灰尘，检查有没有虫蛀或受潮。有几本装订线已经松了，他找来针线，戴上顶针，一针一线重新缝好。动作有些笨拙，线脚也不如年轻时整齐，但很牢固。
第三个箱子最重，里面全是图纸。从最早手绘在牛皮纸上的简单工装夹具图，到后来用绘图仪器精心绘制的复杂装配图，时间跨度三十年。每一卷图纸都用细麻绳捆好，外面贴着标签，注明了图号、名称和绘制日期。
林凡没有全部展开——有些蓝图长达一米多，房间里铺不开。他只是检查了标签是否完好，绳子是否结实。在整理到一卷标注着“精密镗床主轴箱改造，1975”的图纸时，他停顿了很久。
那是他退休前最后一个大项目。工厂买了一台二手德国镗床，但主轴精度达不到新产品的要求。所有人都说这台机床老了，该报废了。林凡带着三个技术员研究了两个月，重新设计了主轴支承结构，修改了十二处关键尺寸。改造完成后，机床精度比出厂时还高。
图纸上还能看到当年讨论时用红铅笔做的标记：“此处配合间隙需控制在0.002以内”“这个油路要改，原设计容易积气”。那些标记旁，有不同人的签名：周、李、王、赵……都是后来厂里的技术骨干。
整理工作持续了半个月。林凡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累了就休息，不急不躁。他把资料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原始记录和实物，准备捐赠给博物馆；第二类是对当前技术工作仍有参考价值的手册和图纸，准备送给厂技术图书馆；第三类是纯粹的个人笔记和草稿，他打算自己留下。
分类完成后，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