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科二楼那间最大的绘图室里已经亮起了灯。
林凡推开门的瞬间，一股熟悉的墨水、纸张和旧木材混合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里暖气烧得足，十二张绘图板前已经坐了八个人——比规定上班时间早了一个半小时。
“林工早。”
“早。”
简单的招呼后，房间里又只剩下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计算尺滑动的轻响，偶尔有人起身去资料柜翻找标准的脚步声。每个人都埋首在自己的图纸和计算稿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像是墙外那个喧腾的世界并不存在。
林凡走到窗边自己的那张旧绘图板前。板子上还夹着昨天没完成的变速箱壳体图纸，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他坐下，拿起绘图铅笔，却先看向了房间。
靠门的第一个位置是李工，五十六岁，全厂齿轮精度控制方面的第一人。他正戴着老花镜，用放大镜检查一张复杂的行星齿轮系图纸，手里的红铅笔在某个尺寸标注上轻轻画了个圈，又在旁边批注：“建议公差收紧至ISO 6级”。
第三个位置是年轻的技术员小周，去年才从工业大学毕业。此刻他正对着一本德文机械手册皱眉头，左手按着字典，右手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他负责的进口设备测绘任务，已经连续进行了三个月。
最里面的角落，质量科的刘大姐正在整理厚厚一摞检测报告。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份报告都要翻开核对原始记录单，确认签字完整，数据没有涂改痕迹。这个工作本来可以由徒工做，但她坚持自己来——“数据的事，不能假手于人”。
窗边的位置空着。那是王工程师的，他上周被抽调到“革命领导小组”去写材料了，已经七天没出现。但他的绘图工具还整齐地摆在原处，半张没画完的液压系统图还夹在板上，仿佛主人只是暂时离开。
“林工。”
林凡转过头，看到资料室管理员老陈端着个铝制饭盒进来，饭盒里冒着热气。
“老伴儿熬的小米粥，还有俩窝头。”老陈压低声音，“知道您又得早来，给您带一份。”
“这怎么好意思……”
“别推了。”老陈把饭盒放在旁边的小几上，“这屋里的人，哪个没吃过我带的早饭？技术科就是咱的家，家里人不互相照应，谁照应？”
老陈说完，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林凡看着那个饭盒，热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形成一小团白雾。他想起老陈的儿子——那个在1967年武斗中为了保护厂里一台进口磨床，被人用钢管打断腿的年轻保全工。腿好了，但瘸了，现在在仓库当保管员。老陈从没抱怨过，只是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早早来厂里，把资料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给加班的工程师们烧好开水。
七点整，厂区广播准时响起。激昂的乐曲过后，是一个年轻洪亮的声音开始播送最新的大批判文章：“……必须彻底砸碎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精神枷锁，让工人阶级真正占领科学技术阵地……”
绘图室里的铅笔声停了片刻。
李工摘下了老花镜，揉了揉鼻梁。小周抬起头，下意识地看向窗外——广播声正从办公楼顶的大喇叭里倾泻而下，覆盖整个厂区。刘大姐轻轻叹了口气，继续整理她的报告。
林凡拿起绘图铅笔，在图纸上标注了一个尺寸。铅笔芯划过纸张的声音很轻，但在突然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得令人安心。
过了大概三十秒，李工重新戴上了眼镜。小周低头继续查他的德文词典。刘大姐翻动纸页的沙沙声再次响起。
广播还在继续，但绘图室里的世界似乎有了一层无形的隔膜。那些尖锐的词语撞击在这层隔膜上，变得模糊、遥远。在这里，重要的依然是齿轮的啮合精度，是液压系统的压力损失计算，是材料的热处理曲线。
八点钟，上班铃响起。技术科的其他同事陆续到来，走廊里开始有了说话声、脚步声。但绘图室的门关着，里面的八个人——现在变成了十一个——依然保持着那个节奏。
直到九点半，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一个年轻干事，姓吴。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带着公事公办的表情。
“林总工，耽误您几分钟。”小吴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房间里每个人都听见。
林凡放下笔：“请说。”
“关于热处理车间‘民主控温’试验的初步报告。”小吴递过文件，“试验进行了两周，工人代表评议认为效果良好，建议在全厂推广。需要技术科签署技术可行性意见。”
房间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但没有抬头，只是保持着各自的姿势，像是在等待什么。
林凡接过报告，翻开。只有三页纸，第一页是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这是“工人阶级占领技术阵地的伟大胜利”；第二页是参加评议的工人代表名单；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