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工，部里来电话，说新派来的苏联专家今天到。”小王压低声音，“听说这位是质量管理方面的专家，在乌拉尔厂干了三十年。”
林凡整理着桌上的《过渡期工艺守则》手稿，点点头：“知道了。安排人打扫一下招待所，把去年存的那罐龙井拿出来。”
“已经安排了。”小王犹豫一下，“不过林工，我听说这位专家脾气有点……特别。之前他在沈阳一家厂，因为质检问题，把车间主任训得当场掉眼泪。”
林凡抬起头：“哦？怎么个特别法？”
“他不要听汇报，不看书面材料，就喜欢直接下车间，用卡尺量产品，用放大镜看铸件表面。发现问题就抓着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为什么。”
林凡笑了：“那不是挺好？咱们厂最不怕的就是下车间。”
上午十点，一辆吉普车驶进厂区。从车里下来的苏联专家看起来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花白头发梳得整齐，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里那个磨损严重的黑色皮包，边角都磨白了。
翻译介绍：“这位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同志，苏联国家质量管理委员会顾问。”
索科洛夫没等翻译说完，已经伸出右手：“林凡同志？我看过你写的《过渡期工艺守则》提纲。”他说的是生硬但清晰的中文。
林凡愣了愣，握住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您会说中文？”
“一点点。”索科洛夫眨眨眼，“1945年，满洲。我跟红军到过东北，在鞍钢待过八个月。”他环顾四周，“你的工厂，很干净。但这不说明问题。车间在哪里？”
开场白干脆得让人措手不及。林凡带着索科洛夫直奔铸造车间，连办公室都没进。
在车间里，索科洛夫果然像传闻中那样。他从皮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卡尺、放大镜、袖珍手电筒，随机从成品区抽检铸件。不是抽检几个，而是连续抽检三十个，每个都量尺寸、看表面、敲击听声音。
“记录。”他对随行的翻译说——其实是说给所有人听，“编号1，孔径偏大0.05毫米。编号2，表面有气孔。编号3，重量超差2克……”
半小时后，三十个铸件的数据摆在那里。索科洛夫从兜里掏出小本子和铅笔，当场画了张图表——横轴是零件编号，纵轴是孔径偏差值，三十个点分布在图纸上。
“看。”他把图纸推给林凡，“你的铸件质量在波动。不是偶尔一个不合格，而是整体在公差带内随机跳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林凡看着那些散乱的点：“意味着生产过程不稳定。”
“对，但不够。”索科洛夫在图纸上画了两条平行线，“这是公差上下限。你的产品全部合格，但分布太散。”他又在旁边画了另一组点——这些点密集地聚集在中心线附近，“这才是理想状态：稳定、集中。稳定的过程才能保证长期质量。”
他说的不是哲学，而是数学。那些点、线、分布，让林凡想起当年试验型砂时的正交表。但这一次，视角更高——不是解决单个问题，而是控制系统整体。
“怎么做到？”林凡问得直接。
索科洛夫看了看表：“中午了。你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谈工作吗？”
“谈。”林凡说，“食堂有小灶，我请您。”
食堂角落的桌子上，两碗炸酱面，一碟拍黄瓜，一碟花生米。索科洛夫熟练地用筷子拌面，这个动作让林凡有些惊讶。
“1945年学的。”老专家注意到他的眼神，“那时候物资紧张，但中国同志把最好的粮食留给伤员。我在野战医院帮忙修医疗设备，护士长每天给我做面条。”他吃了一大口，“后来我明白一件事：质量首先是责任心。没有责任心，再好的标准也没用。”
午饭成了第一堂质量管理课。
索科洛夫用筷子在桌上画图：“质量管理不是最后检查，而是全过程控制。从原料进厂就要开始——你的河砂，每批成分都测吗？”
“抽检。”林凡说。
“不够。每批都要检，数据记录下来。”索科洛夫从皮包里翻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翻开一页。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表格，日期、批号、含泥量、颗粒分布……“这是我1942年在坦克厂的工作日志。战时，钢铁质量不稳定，我们就加强进料检验。不合格的原料，坚决退回。”
“可如果原料紧张，退回去就没有替代料呢？”小王忍不住问。
索科洛夫看向他，眼神严肃：“那就停产。用不合格原料生产，会出废品，浪费更多工时，造成前线战士牺牲。这个账，要算清楚。”
话很重，但桌子周围的人都沉默了。
下午，索科洛夫要求看生产记录。不是总结报告，而是原始记录——炉前工的配料单、造型工的工时记录、检验员的检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