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里派来接站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周，穿着整洁的中山装，胸前别着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徽章。
“林凡同志，一路辛苦了！”小周热情地接过他手中的行李，“住处安排在了东交民巷的招待所，离部里近，开会方便。”
吉普车驶过长安街，林凡透过车窗看着这座古都新貌。到处是脚手架和标语牌，“建设新中国”“工业救国”的横幅在秋风中飘扬。街上的行人步伐匆匆，脸上洋溢着一种昂扬的神采——那是旧时代从未有过的集体表情。
招待所是改造过的旧式洋楼，房间简朴但干净。小周交代了会议日程：明天上午报到，下午开预备会，后天正式会议，会期五天。
“林工，您早点休息。这是会议资料袋。”小周递过来一个牛皮纸袋，“明天早上八点我来接您。”
送走小周，林凡打开资料袋。里面是会议议程、参会人员名单、以及几份征求意见的草案文件。他翻开人员名单，手指慢慢往下滑——
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苏联专家组成员、沈阳机床厂总工程师、上海纺织机械厂技术科长……一个个名字和头衔，大多代表着正规教育背景和现代工业经验。
翻到最后几页，才看到自己的名字：“林凡，华北第二机械厂（原太行兵工厂）副厂长、技术负责人。备注：实践经验丰富，在战争期间有多项技术革新。”
简单的介绍，朴素的定位。林凡合上名单，走到窗前。远处隐约可见故宫的琉璃瓦顶，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第二天下午的预备会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举行。到场的有三十多人，围坐在长条桌旁。主持会议的是专家咨询与技术司的刘司长，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说话不紧不慢。
“各位专家同志，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听取大家对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意见建议。特别是如何从战时兵工生产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过渡，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队伍，如何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
刘司长讲话时，林凡观察着与会者。有几位老教授一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苏联专家组的翻译正低声同身旁的苏联人交流；几个大厂的总工则显得沉稳干练，偶尔交换眼色。
轮到自我介绍时，林凡站起身：“我叫林凡，来自华北第二机械厂。抗战时期在八路军从事兵工生产，现在工厂主要生产农用机械和部分军工配件。”
他的介绍很短。坐下时，他注意到有几道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了片刻——那目光里有好奇，有审视，或许也有不解：一个没有正规学历、从山沟里走出来的“土专家”，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会议上？
正式会议在部里的大会议室举行。红色横幅悬挂在主席台上方：“全国机械工业技术规划座谈会”。参会人员增加到百余人，气氛更加庄重。
前三天的会议，主要是部里各司局介绍规划设想，以及几位知名专家做专题报告。林凡认真听，认真记。他听到了许多新名词：“标准化”“系列化”“流水线生产”“五年计划指标”……也听到了许多他熟悉的词汇：“质量”“实用”“节约”“因地制宜”。
他发现，那些来自大学和研究院的专家，理论系统，思路开阔，但有时离工厂实际较远；而那些来自大厂的总工，经验丰富，但多局限于本厂本行业。而他自己的视角，似乎处在两者之间——既经历过最简陋条件下的“零起点”创新，又正在接触初步的现代工厂管理。
第四天上午，是分组讨论。林凡被分在了“技术推广与人才培养”组。小组召集人是工业大学的陈教授。
讨论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
一位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主张：“当务之急是全面引进苏联技术标准，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应该集中力量建设几个大型骨干企业，生产先进设备。”
另一位来自东北的老技工则摇头：“苏联机器是好，但咱们现在有多少厂子能用上？很多地方连电都不稳。我看还是得多搞些简易实用的机器，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陈教授试图调和：“两者都需要。但人才培养方面，大家有什么建议？”
“应该扩大大学招生，多派留学生去苏联。”年轻的助教说。
“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位地方工业厅的干部插话，“现在厂子里最缺的是能看懂图纸、会操作机床的技工。大学生来了，还得从头教起。”
讨论有些僵持。这时，陈教授看了看名单，目光落在林凡身上：“林凡同志，你从基层来，有什么看法？”
所有人的目光转了过来。林凡放下手中的笔，他面前摊开的不是笔记本，而是那本从杨峪村带来的、纸页泛黄的记录本。
“我讲几个具体的例子吧。”他的声音平静，带着北方口音，“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