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台上，来自苏联的专家正在做关于精密铸造技术的报告。台下坐着全国各地重点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技术骨干。林凡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面前摊开笔记本，手中的钢笔快速记录着关键数据。
他的穿着很简单：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有些磨损，但干净整洁。旁边坐着的是沈阳重型机械厂的总工老陈，两人在之前的项目中有过合作。
“林工，”老陈压低声音，“听说你们厂搞出了柴油机缸体的离心铸造新工艺？”
林凡点头，在本子上画了个简图：“主要是改进了模具的冷却系统。苏联专家讲的这种壳型铸造，我们试验过，但砂料的配比还得调整。”
报告结束后是提问环节。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站起来，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询问关于铸件缩孔的问题。苏联专家回答了几句，但显然双方的理解有偏差。
林凡举起手，用俄语直接问道：“伊万诺夫同志，您刚才提到的冒口补缩设计，是否考虑了不同壁厚过渡区的热节效应？”
整个会场安静了一瞬。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推了推眼镜，看向台下这个能说流利俄语、提问切中要害的中国工程师，眼神里露出惊讶。
“这个问题很好，”伊万诺夫切换成更详细的解释，“根据我们的实验数据，当壁厚比超过2:1时，需要在过渡区设置辅助冷却筋……”
问答持续了十五分钟。散会后，伊万诺夫特意找到林凡：“同志，您在哪里学的铸造技术？您的俄语很标准。”
“实践中摸索的，”林凡和他握手，“至于俄语，是跟厂里一位白俄老师傅学的。您刚才提到的型砂湿度控制，我们在实际生产中发现，北方冬季需要调整参数，因为空气湿度不同。”
两人就这样站在走廊里讨论起来，从铸造聊到热处理，再到材料力学。伊万诺夫越来越惊讶——这个中国工程师的理论知识或许不够系统，但实践经验丰富得惊人，总能提出苏联教科书上没有的、但极其实际的问题。
“您应该把这些经验写下来，”伊万诺夫认真地说，“这对中国的工业建设会很有帮助。”
林凡确实在写。从北京回来后，他除了完成厂里的日常工作，开始系统整理二十年来积累的技术笔记。这些笔记散落在几十个本子上，有太行山时期用草纸订的，有缴获的日军笔记本，有解放区自制的土纸册子，也有现在正规的技术记录本。
每个周末的晚上，林凡都在宿舍里整理这些资料。他把内容分成几大类：《战时简易兵工技术》、《土法冶金与材料处理》、《机械设备改装与维修》、《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
整理的过程也是重新思考的过程。林凡发现，许多当年迫于条件创造的方法，其实包含着朴素的科学原理。比如“飞雷神”的炸药包抛射，涉及空气动力学和弹道学；土法炼钢的温度控制，实际上是对冶金过程的经验把握。
他开始用更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述这些经验，绘制标准化的图纸，补充理论计算。同时，他也把苏联技术资料中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相结合，提出改进方案。
1952年春天，林凡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参与59式坦克变速箱的技术攻关。
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的技术会议室里，十几个工程师围着一张巨大的图纸。变速箱的苏联原设计在中国生产时遇到了问题——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导致故障率高。
“苏联专家建议全部采用进口刀具，”项目负责人皱着眉头，“但这样成本太高，而且受制于人。”
林凡已经研究了三天图纸。他戴着老花镜，用放大镜检查着齿轮的齿形曲线：“问题可能不在刀具，在工艺顺序。”
他走到黑板前，画出变速箱齿轮的加工流程图：“按照苏联工艺，是先粗加工，然后热处理，最后精加工。但我们的热处理设备控温精度不够，导致工件变形量大，后续精加工难以修正。”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我建议调整工序，”林凡继续说，“粗加工后先进行一次去应力退火，然后半精加工，留出余量。热处理后，再进行最终精加工。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对设备的要求降低了。”
有工程师提出疑问：“这样效率会不会太低？”
“但合格率会提高，”林凡算了一笔账，“按照现在的工艺，报废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调整后，报废率预计能降到百分之五以下。综合算下来，总效率反而更高。”
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项目组决定进行对比试验：一半零件按苏联工艺，一半按林凡建议的工艺。
一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新工艺的零件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而原工艺只有百分之六十八。更重要的是，新工艺对设备的要求确实降低了，普通国产机床就能满足加工精度。
消息传到一机部，几位领导专门开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