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兵工局的红头文件，盖着鲜红的公章，内容简明扼要：任命林凡同志为华北兵工局技术处副处长，即日赴京报到。
文件送到厂里时，林凡正在三车间解决新型柴油机的缸体铸造问题。铸造车间温度高，他穿着工装，额头上都是汗，手里拿着刚刚从模具里取出的毛坯件，对着灯光检查内部缩孔。
厂长拿着文件找到车间，脸上的笑容比六月的太阳还灿烂：“林工！好事！天大的好事！”
林凡看完文件，沉默了几秒钟，把毛坯件递给旁边的技术员：“这个批次全部报废。告诉冶炼班，浇注温度再提高二十度，型砂的透气性必须达标。”
“林工，您看这调令……”厂长跟在他身后。
“我看到了。”林凡走到水龙头前，拧开，用凉水冲了把脸，“厂长，这事咱们晚点说。缸体铸造不合格，整个柴油机项目都得停，这是现在最要紧的事。”
那天下午，林凡带着技术科的人泡在铸造车间。他们调整了合金配比，改进了浇注系统，重新设计了冒口位置。直到晚上八点多，新一炉的铁水浇注下去，等毛坯冷却后剖开检验，内部组织终于达到了要求。
工人们欢呼起来。林凡在检验单上签了字，这才直起腰，感到一阵疲惫。
走出车间时，厂长还在办公室等他。桌上摆着两个饭盒，里面是从食堂打来的饭菜，已经凉了。
“热热再吃。”厂长说着要起身。
“不用。”林凡坐下，拿起筷子，“凉了吃着舒服。”
两人沉默地吃了会儿饭。窗外传来厂区广播的声音，正在播送新闻：“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京召开……”
“林工，”厂长终于开口，“局里这个任命，是重用。技术处副处长，副厅级待遇。而且是在北京，能接触到的资源和平台，不是咱们这个小厂能比的。”
林凡夹起一块土豆，慢慢嚼着：“我知道。”
“那您……”
“老刘，”林凡放下筷子，看着这位从太行山时期就一起共事的老战友，“你说，我这个人，长处是什么？”
厂长愣了愣：“您的长处？那还用说，技术啊！从床弩到飞雷神，从土法炼钢到现在的拖拉机，哪样不是您领着干出来的？”
“对，是技术。”林凡说，“但我这个技术，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批文件的技术。是要摸到机器，闻到机油味，听到铁水浇铸的声音，看到焊花飞溅，才能发挥出来的技术。”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墙上的厂区平面图前：“你看，咱们厂现在有八个车间，一千二百名工人，三百多台设备。这些设备里，有一半是咱们自己改装或者制造的。每一台设备的脾气，每一个老师傅的手艺，每一道工序的难点，我心里都有本账。”
“去了北京，这些账就没了。”林凡转身，“我要面对的是整个华北地区几十家兵工厂、机械厂的技术报表。我批下去的文件，可能会影响几万人的生产。可那些工厂的设备我没摸过，那些工人的技术水平我不了解，那些原材料的来源我不清楚——这样的文件，我怎么敢批？”
厂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不是说北京的工作不重要。”林凡继续说，“相反，太重要了。正因为重要，才不能让不合适的人去。我这个人，从小——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在车间里、在作坊里、在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我的思维习惯，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基于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他拿起那份调令：“这种宏观管理、资源配置的工作，需要的是另一种才能。需要有全局视野，懂政策，会协调，善用人。这些，我不擅长。”
“可这是组织上的信任啊。”厂长有些急了，“林工，您知道多少人盼着这样的机会吗？去了北京，住楼房，坐办公室，接触的都是大领导，将来发展前途……”
“老刘，”林凡打断他，“你还记得四三年反扫荡，咱们在山里转移，设备都丢了，就剩几把钳子、几根锉刀吗？”
厂长点点头：“记得。那时候您领着大家，用树干做弓身，用自行车胎做弓弦，硬是又搞出一台能用的床弩。”
“对。”林凡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这辈子，最自在的时候，就是手里有工具，面前有难题，身边有一起干活的同志。解决问题的那一刻，比什么都踏实。”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厂区的灯火。夜班工人在车间里忙碌，天车滑过的声音隐约传来，锻锤的撞击声有节奏地响着。
“这个厂，就像我另一个孩子。从几间破厂房，到现在初具规模；从只会修枪造炮，到现在能造拖拉机。我看着它一点点长起来，熟悉它的每一条管线，每一个角落。”林凡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现在它刚学会走路，我怎么能走？”
厂长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