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凡放下笔，手指关节因为长时间握笔而僵硬发白。窗外，铸造车间的炉火还在燃烧，火光在夜幕中一跳一跳的，像是某种顽强的心跳。
他没有立即离开办公室，而是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八月的夜风带着凉意涌进来，吹散了满屋的烟味。风中夹杂着铁锈、机油和煤烟的气息——这是兵工厂特有的味道，十年来从未变过。
可林凡的心情变了。
抗战时期，每一次增产、每一次技术攻关，心里都憋着一股劲：把鬼子赶出去。目标明确，敌人清晰，哪怕再苦再累，心是踏实的。
现在呢？
他看着手中那份刚刚完成的扩建方案——要新建两条步枪生产线，改造轻机枪车间，还得在仓库区地下挖出三个弹药储备库。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成吨的钢材、成千的工时，以及工人们手上新添的老茧。
而这些枪炮的指向，可能是海峡对岸那些同样说中文、写汉字的人。
“林工，还没走？”
门被推开，夜班巡查的保卫科长老周探进头来，手里提着巡夜的马灯。
“就走。”林凡转过身，“车间情况怎么样？”
“三号车床出了点故障，王师傅在修。”老周走进来，把马灯放在桌上，“工人们情绪……还行，就是话少了。装配车间的小李，今天一天没跟人说一句话。”
林凡知道小李。那孩子才十九岁，父亲是四九年南下的干部，在福建牺牲了。母亲去年病逝前，拉着小李的手说：“记住，你爹是为新中国死的，值。”
现在，小李每天组装的那些步枪，可能要用来对付杀死他父亲的敌人的同胞。
“明天我找他谈谈。”林凡说。
“谈什么？”老周叹了口气，“说‘这不是你爹那场战争的延续’？说‘现在我们是被迫自卫’？道理大家都懂，可心里那关……”
老周没说完，摇摇头走了。
林凡重新坐下，打开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没有机密文件，只有几样旧物：一枚磨得发亮的弹壳——那是“破楼槌”第一次试射时留下的；一张泛黄的图纸，上面画着杨峪村那个小作坊的布局；还有半截铅笔，笔杆上刻着“1942年春，独立团”。
他拿起那枚弹壳，在手心里掂了掂。
1942年，也是这样闷热的夏夜。在杨峪村后山的试验场，他看着那支粗糙的床弩把绑着炸药的弩箭射向远方。爆炸的火光映亮了游击队员们年轻的脸，那些脸上写满了报仇雪恨的渴望。
那时候的敌人是侵略者，是非我族类。仇恨纯粹得像淬过火的钢。
可现在……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办公室门口。敲门声很轻。
“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赵德海。老政委眼里布满血丝，手里端着两个饭盒。
“食堂留的夜宵，一起吃。”
饭盒里是小米粥和两个窝头，还有一小碟咸菜。两人对坐在办公桌两边，默默吃着。粥已经凉了，但喝进胃里还是暖的。
“我参加了今天的班组讨论会。”赵德海咬了口窝头，嚼得很慢，“锻工车间老刘说，他弟弟可能在对岸的船上。”
林凡抬起头。
“四九年，老刘的弟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临走前托人捎信说‘哥，等我回来’。这一等就是五年。”赵德海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老刘今天在讨论会上说：‘要是真打起来，我弟弟在对面朝我开枪，我该怎么办？’”
“他怎么回答自己的？”林凡问。
“他说：‘那我就把枪造得准一点，只打他旁边的军官。’”赵德海笑了，笑得很苦，“然后全车间的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人开始抹眼泪。”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
许久，林凡开口：“老赵，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注定要在战火里过一辈子？”
赵德海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林凡，你还记得1940年冬天，在杨峪村，你造出第一具‘破楼槌’的那个晚上吗？”
“记得。”
“那天晚上，王队长问你这东西能杀多少鬼子。你说：‘我不知道能杀多少，但我知道，每多杀一个，乡亲们就能多活几个。’”赵德海点了支烟，“现在也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枪最后会指向谁，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造，东南沿海的乡亲们就会少一层保护。”
“这不一样。”林凡摇头，“那时候的敌人是外来的，现在是……”
“现在是想把历史车轮往回推的人。”赵德海打断他，“林凡，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老家在浙江，亲戚里也有去台湾的。但你想过没有，如果让他们在美国人的军舰掩护下打回来，会是什么局面？”
林凡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