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简易技术手册》的草稿在桌上摊开，已写了七八页。小石头傍晚时送来的一碗小米粥早已凉透，表面结了层薄薄的膜。林凡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目光却落在那几页纸上，迟迟没有整理。
不对劲。
这种不对劲不是来自技术细节——那些绊发装置的制作要领、火药配比的温度修正表、诡雷布设的安全标记法，每一个字都是他从实战和无数次失败中积累的血汗经验，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不对劲的是那种感觉。就像在杨峪村第一次试射“破楼槌”前，弩弦绷紧时发出的细微嘎吱声；就像“飞雷神”的发射药包在极端潮湿天气里受潮膨胀，引信燃烧速度变慢的那零点几秒。
是危险来临前的直觉。
林凡站起身，走到存放样品的木架前。他取下那个最早期的竹筒绊发雷，又取下最新式的双层诡雷——后者用了陶瓷外壳，磁铁探雷器探测不到，内层是破片，外层是跳炸装置，专炸排雷工兵。
两个雷并排放在工作台上，隔着三年的时光。
竹筒雷简单粗糙，但第一次用的时候，鬼子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一个雷能炸，更多是因为出其不意。现在呢？独立团用的诡雷越来越复杂，鬼子工兵的排雷手段也在进步。上次反扫荡，就发现有用长竿绑镰刀远距离割绊线的新战术。
如果……把这些技术都写进手册，下发到每一个根据地呢？
林凡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在冀中平原，游击队用他教的方法布设了精巧的瓷雷；在鲁西南，县大队造出了颗粒均匀的黑火药；在苏北，地方武装学会了三层诡雷的布设要领。
然后，某个根据地在战斗中失利，这些武器被日军缴获。
不是可能，是必然。战争就是这样，有胜利就有失利，有缴获就有损失。
鬼子不是傻瓜。他们的军工专家会把缴获的样品送回实验室，拆解，分析，测试。一层层剥开设计思路，找到共性，总结规律。然后，反制措施就会出来——更灵敏的探雷器，更有效的排雷工具，针对性的防护装备，甚至……仿制改良后用来对付我们自己的战士。
技术扩散的速度，必须慢于技术迭代的速度。这是林凡前世在无数领域都验证过的铁律。可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教材靠手抄的根据地，技术迭代能有多快？
他坐回桌前，盯着自己写下的那行字：“第二章：火药改良的三项基本原则”。
原则是对的。但具体的数据呢？比如最佳颗粒直径的范围，比如不同湿度下的干燥时间曲线，比如储存容器的密封标准——这些细节，写还是不写？
写了，兄弟部队能更快掌握，少走弯路，但也意味着一旦泄露，敌人能更快地破解我们的火药特性，甚至针对性研制防护。
不写，只给原则，那推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各地自己摸索，可能三个月都掌握不了精髓，而这三个月里，会多牺牲多少战士？
林凡感到一阵烦躁。他推开稿纸，从抽屉底层翻出一本粗糙的笔记本。这不是技术记录，是他私下画的“对抗推演图”。
纸上画着简单的坐标轴。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技术效能。一条曲线向上延伸，代表“我军技术发展”，从“竹筒雷”到“瓷雷”再到“跳雷”，每个节点都标注着时间和关键突破。另一条曲线从下方缓缓攀升，代表“敌军反制能力”，从“肉眼搜索”到“金属探雷”再到“工兵专业排爆”。
两条线的距离时宽时窄。最宽的时候，是我军推出全新原理武器的时候；最窄的时候，是敌人缴获样品、研究透彻之后。
而现在，他正在做的事情，就像是要把那条“我军技术发展”曲线上的所有关键点，一次性公开标注出来。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但林凡已经能分辨出来——是赵刚。这么晚还来，大概也是睡不着。
“还没休息？”赵刚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小布袋，放在桌上，“炊事班老孙炒了点黄豆，说你熬夜时嚼几颗能提神。”
林凡没碰黄豆，直接把那本“对抗推演图”推了过去。
赵刚借着灯光翻看。起初有些困惑，但随着一页页看下去，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看完最后一页，他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你的顾虑。”赵刚合上本子，不是疑问，是陈述。
“政委，”林凡的声音有些干涩，“咱们打个比方。现在独立团用的跳雷，鬼子工兵见了也得头疼，因为他们不知道触发后是往前跳还是往后跳，也不知道延迟时间是零点三秒还是零点五秒——这些变量，是我们根据地形、敌人习惯临时调整的。可如果写进手册，成了标准流程，那不就等于告诉敌人：我们的跳雷，触发后默认向上跳0.8米，延迟0.4秒爆炸？”
他拿起笔，在草稿纸的空白处飞快地画了个示意图：“鬼子工兵拿到手册，他们的专家就能算出：哦，0.4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