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县公安局，审讯室。
蔡根生坐在铁皮审讯椅里，仍穿着那件灰色衬衫。衬衫的袖口卷着，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手指上有常年接触农药留下的淡黄色痕迹。
林知墨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那个黑色封皮的账本。
秦铁山靠在墙边，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杯里的茶早就凉了。
日光灯嗡嗡地响着。
“蔡师傅。”林知墨开口。
蔡根生抬起头。
“1985年你当水利员的时候，也记账吗？”
蔡根生的眼皮跳了一下。
“那时候的账，是记打了几口井、修了几段渠。”林知墨翻到账本的前几页，那里夹着一张发黄的纸条，是后来贴上去的，“打井，刘庄，1985年4月，出水良好。修渠，赵楼，1987年9月，解决三百亩灌溉。”
他抬起眼睛。
“现在的账，是记怎么让人不敢喝水。”
蔡根生没有说话。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1993年精简，你被裁了。”林知墨说。
蔡根生点头，动作很慢。
“干了二十三年水利，说不要就不要了。”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井底传上来的，“那年我四十七。四十七岁的人，谁会要一个四十七的水利员？”
林知墨没有接话。
“我去找过领导。”蔡根生继续说，“我说我懂水，淮阳的每口井我都知道深浅，每条渠我都知道流向。他们说，老蔡，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你那套过时了。”
他抬起头，第一次直视林知墨的眼睛。
“过时了。二十三年，过时了。”
审讯室里安静了几秒。
林知墨问：“所以你开始卖净水药？”
“那是我本行。”蔡根生说，“我知道哪里的水不好，知道怎么净水。我是凭本事吃饭。”
“那投毒呢？”林知墨的声音依然平静，“也是本事？”
蔡根生沉默。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林知墨把账本翻到后面几页，那里记录着七口井的投毒时间、位置、剂量。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像当年记打井修渠一样。
“你选刘庄，因为那里有庙会。你选赵楼，因为那里有麦田。你选孙岗，因为那里有机井房。每一个位置，你都算过的。”
蔡根生没有说话。
“剂量也算了。”林知墨继续说，“刘庄最轻，怕被发现。赵楼中等，想看看对庄稼的影响。孙岗最重，想测多久能扩散到住户。”
他顿了顿。
“你这是拿人命做实验。”
蔡根生的肩膀抖了一下。
“我没想害死人！”他忽然抬起头，声音大了，“剂量我算过的，最多拉几天肚子！我只是想……想让上面知道，这里的水不安全，需要拨钱整改。”
他的胸膛起伏着。
“我懂水利。我知道怎么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但没人听我的。我找过乡里，找过县里，找过水利局。他们说，老蔡，你别操心了，现在有专家。”
“专家。”他重复这个词，嘴角扯出一个讽刺的弧度，“那些专家，连刘庄那口井是七十年代挖的还是八十年代挖的都分不清。他们懂什么？”
林知墨静静地看着他。
“所以你把恐慌，包装成你的业绩。”
蔡根生没有反驳。
“我没拿到钱。”他说，声音又低下去，“庙会才刚开始，药还没卖多少。救灾款要等汛期过后才拨。我只是……只是计划。”
“计划。”林知墨重复这个词，“七口井，三个县，几百户人家不敢喝水。这叫计划？”
蔡根生低下头。
“你知道刘庄那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吗？”林知墨问。
蔡根生的手指蜷曲了一下。
“她叫王张氏，丈夫早逝，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那口井，她用了四十年。每天早上，她拄着拐杖去井边打水，压水，拎回去，烧开，喝。四十年，每天如此。”
他顿了顿。
“现在她不敢喝了。她每天要走三里路，去隔壁村挑水。三里路，来回一个多小时。她八十岁了。”
蔡根生的肩膀开始发抖。
“她昨天去挑水，摔了一跤。没摔坏，但膝盖青了一大块。她儿子从外地赶回来，说要接她去城里住。她不去。她说，我要守着老房子，等井水好了，我还要回来打水。”
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的电流声。
蔡根生低着头，肩膀抖得厉害。
很久，他抬起头。
眼眶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