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造纸厂宿舍的红砖楼在暮色中隐现，四栋的窗户亮了几扇。二零二那扇是黑的。
他想起林知墨在电话里说的话：
“他缺钱，更缺存在感。制服是他的魂。他不偷不抢船货，专挑人——他要的不是钱，是当年那种‘我说了算’的感觉。”
秦铁山把燃尽的烟蒂丢进江里。
他忽然想起1989年那个追捕持枪抢劫犯的雨夜，自己腹部中刀，趴在水沟里，血把半条巷子染成黑色。那一刻他在想什么？
不是立功，不是嘉奖。是“我是警察，我他娘的不能死在这儿。”
魂这东西，他也有。
江风吹过来，烟灰散了。
1996年3月19日，星期二，夜里九时三十分。
武穴锚地。
赣九江货8号泊在锚地东侧，与其他三艘货船相隔百余米。江雾比前夜更浓，桅灯在雾中晕成朦胧的光团，像浮在水面的磷火。
林知墨在杂物舱里，账本摊在膝上，铅笔握在手中，但一个字也没写。
他在等。
隔壁厨房传来老刘收拾碗筷的声音，铁锅碰灶台，轻而迟缓。驾驶室有电视机杂音——老孙在看重播的新闻联播。水手舱静悄悄的，可能都睡了，也可能只是不想说话。
九点四十分。
舷梯响了。
不是皮鞋。是胶鞋踩在铁板上，几近无声。只有一个人。
林知墨没有起身。他把账本翻到新的一页，低头，铅笔在“燃油消耗”栏缓慢移动。
舱门被推开。
殷国梁站在门口，没进来。他身后没有别人，手里没拿公文包。
他只穿着那件旧制服，没有系风纪扣，露出里面洗得泛白的蓝棉毛衫。右眉那道疤在昏黄舱灯下颜色更浅，像一道褪色的印记。
“林会计。”他开口。
林知墨抬头，摘下眼镜——不是表演，是真的需要擦一下镜片。掌心有汗。
“殷科长。”他站起身，像下属见上级，拘谨，礼貌。
殷国梁没应声。他跨进舱门，在窄铺边缘坐下。这个动作让林知墨意识到：他不是来查证的，他甚至没带名单。
他是来坐坐的。
“安庆航运，”殷国梁说，“你们公司跑哪条线多？”
林知墨垂眼：“主要是芜申线，芜湖到上海。偶尔跑武汉，配货少。”
“配货少？”殷国梁看着他，“磷矿配货少？”
林知墨心脏漏跳一拍。老孙跟他说过，这船这趟拉的是磷矿——但他作为“临时跟船会计”，不该知道得这么清楚。
“老孙说的。”他接得很快，“昨晚卸货，他骂调度室配货少，跑一趟不够油钱。”
殷国梁没有追问。他视线落在那本摊开的账本上。
“你账做得细。”
“刚入行，不细怕出错。”林知墨把账本合上。
沉默。
江风从舱门缝钻进来，带着水腥和煤烟。殷国梁低头看自己的手。
“你父亲，”他说，“在宜昌港监待了多少年？”
“三十七年。”林知墨说。这是真的。林墨生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三十七年工龄。沈冰查了三天才找到这个能对上所有细节的真实身份。
“三十七年。”殷国梁重复，“我没待满十八年。”
他的语气不是感慨，是陈述。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1987年我去宜昌培训，住在港监招待所。你那会儿几岁？”
林知墨顿了顿：“九岁。”
“九岁。”殷国梁看着舱顶的锈迹，“我儿子那会儿六岁。他妈还没查出病。”
林知墨没有说话。
“他今年十四，在南昌读中专。”殷国梁继续说，声音很平，“开学我没送他，他舅妈送的。打电话来，我说忙，他说爸你别太累。”
他停顿了很久。
“他小时候问我，爸你怎么不笑。我说有什么好笑的。”
江雾从舱门外涌进来，在灯光下像稀薄的乳白色水汽。
林知墨看着他。这个在长江上带走六条人命的人，此刻坐在不足五平米的杂物舱里，讲他十四岁的儿子。
“殷科长，”林知墨轻声，“那些跟你走的人，你也跟他们说过这些吗？”
殷国梁没有回答。
他站起身，背对林知墨。
“明天船到九江，你下船。”
这是第二次说这句话。语气和昨夜不同，不是警告，是……提醒。
他走到门口，手扶门框，停住。
“林会计，”他没回头，“你父亲是哪年退的休？”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