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主任，”赵晓峰小声说，“您刚才……真敢说啊。”
“该说的就要说。”林知墨将文件递给周倩，“复印三份，原件归档，一份送机要室发往H省，一份我们留底。”
“是！”周倩接过文件，快步离开。
赵晓峰凑过来，压低声音：“我听说H省那个研究室的主任，是公安大学的老教授，带过很多学生，在系统内挺有威望的……”
“我知道。”林知墨走到自己桌前，开始整理桌面，“所以更要严谨。如果我们自己写的东西都不够严谨，怎么让别人相信这门学科有用？”
赵晓峰张了张嘴，最终只是点点头：“明白了。”
下午两点，电话响了。
林知墨接起来：“特殊犯罪心理分析中心筹备处，林知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我是H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犯罪心理研究室，刘永昌。”
“刘主任，您好。”
“林知墨同志。”刘永昌的声音听不出情绪，“部里退回的报告，我收到了。附带的审阅意见，我也看了。”
“请刘主任指正。”
“指正？”刘永昌忽然提高了声调，“十三条意见！条条都在说我们工作不扎实！林知墨同志，我想问问，你参加工作几年了？”
“三年。”林知墨平静地回答。
“三年！”刘永昌的声音里带了怒意，“我在公安系统干了三十三年！带出的学生遍布全国！你一个工作不到四年的年轻人，就敢对我的报告指手画脚？”
林知墨等他说完，才开口：“刘主任，审阅意见是基于报告内容提出的。如果您认为哪条意见不正确，我们可以具体讨论。科学分析不论资历，只看逻辑和证据。”
“好！我就跟你讨论！”刘永昌显然在翻动纸张，“第一条！你说已破案件的统计不能代表全部罪犯！我问你，不靠统计靠什么？难道每个案子都能找到直接证据吗？”
“统计是重要参考，但不能作为唯一依据。”林知墨语速平稳，“尤其是存在系统性偏差的统计，年轻罪犯确实更容易被抓获，因为他们经验不足，留下的痕迹更多。但如果本案恰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呢？我们就可能永远抓不到他。”
电话那头传来粗重的呼吸声。
“第二条！你说我们忽略了其他职业可能性！下午作案的就是无业人员？这是常识！”
“不是常识，是假设。”林知墨翻开手边的笔记，“我调阅了H省近三年所有已破入室盗窃案的数据。在作案时间为下午的案件中，罪犯职业分布如下：轮班制工人占28%，自由职业者占22%，请假或旷工的在职人员占19%，真正的无业人员只占31%。如果我们按‘无业’去排查，会漏掉近七成的可能性。”
电话那头沉默了。
林知墨继续说：“刘主任，我无意冒犯您的经验和资历。但犯罪心理分析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经受住逻辑和证据的检验。如果我们用‘常识’和‘经验’代替严谨的分析，那这门学科永远只能在经验层面打转，无法真正成为指导侦查的工具。”
长久的沉默。
然后，刘永昌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低沉了许多：“你调阅数据……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省的数据还没完全联网。”
“公安部有部分基础数据的电子档案，虽然不完整，但可以做初步分析。”林知墨说，“如果您需要，我可以把数据表格和分析方法传真给您。”
又是沉默。
“第十三条，”刘永昌再次开口，声音里带着复杂的情绪，“你说要重新勘查现场，提取行为证据……那些细节，真的有意义吗？翻动物品的顺序？遗留物的位置？”
“有意义。”林知墨肯定地说，“1994年浙江系列入室盗窃案，罪犯总是先翻卧室衣柜的右下角，再翻书桌的中间抽屉。后来抓获后发现，他童年时母亲总是把钱藏在衣柜右下角的鞋盒里，而父亲的重要文件放在书桌中间抽屉。这是行为签名，比人口特征更能指向特定个体。”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林知墨同志，”刘永昌的声音疲惫了许多，“你的意见……我会仔细看。报告……我们重新做。”
“如果需要方法上的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林知墨说。
“……好。谢谢。”
电话挂断了。
林知墨放下话筒，发现手心有些汗。赵晓峰和周倩都看着他，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
“林主任，”赵晓峰小声说，“您……没事吧？”
“没事。”林知墨抽出纸巾擦擦手，“刘主任是前辈，有情绪很正常。但愿意重新审视，愿意讨论，就是进步。”
周倩忽然开口：“林主任，您刚才说的浙江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