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研究室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将桌面上的卷宗照得一片惨白。林知墨面前摊开的，是一份来自南江市下辖区县公安机关呈报省厅复核的故意杀人案卷宗。案件编号“95·滨江杀人案”，从程序上看，已经走完了侦查、提请批捕、移送起诉的大部分流程，证据链在基层办案人员眼中“扎实牢固”，只待省厅最后的形式复核后，便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然而，林知墨的眉头却越皱越紧。指尖划过一页页询问笔录、现场勘查报告、鉴定意见，最终停留在厚厚一沓证人询问笔录的复印件上。证人只有一个：张薇，女，28岁，南江市某外贸公司职员，与被害人孙建国（男，45岁，个体商户）为普通邻居关系，与已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赵大勇（男，38岁，无业，与孙建国有债务纠纷）素不相识。
案发经过，据张薇陈述：1995年8月12日晚10时许，她加完班回家，走到所居住的滨江小区3号楼楼下时，听到二楼孙建国家中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她本欲快速通过，却因好奇（也因担心，她声称孙建国平时为人不错）而驻足片刻。就在这时，201室的房门突然被猛地拉开，一个陌生壮汉（后指认为赵大勇）满脸怒容冲出，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后证实为沾血的扳手），匆匆跑下楼，与站在楼梯拐角处的张薇几乎擦肩而过。张薇惊愕中，瞥见201室房门虚掩，内有灯光透出，地上似乎有人影倒地。她吓得连忙跑回家，犹豫再三后，于当晚11点拨打110报警。
警方赶到后，发现孙建国已死于家中客厅，系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现场有搏斗痕迹，提取到赵大勇的指纹和足迹。根据张薇提供的体貌特征，警方很快将赵大勇抓获。赵大勇承认与孙建国有债务纠纷，当晚确实上门讨债并发生争执，但坚称自己离开时孙建国还好好的，只是推搡了几下，绝未杀人。然而，面对张薇这位“目击其从现场仓皇逃出”的证人，以及现场遗留的痕迹，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让基层办案民警信心十足、认为此案“板上钉钉”的，正是张薇的证词。林知墨仔细阅读了她从8月12日报案至今，前后五次接受询问的笔录。五次询问，由不同民警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但张薇对事件核心经过的描述，几乎一字不差。
“晚上10点零5分左右，我走到3号楼一单元门口，听到二楼有吵架声，男的声音很凶……我上到一楼半的拐角，看到201的门突然开了，一个男的冲出来，大概一米七五左右，很壮，穿深灰色夹克，头发有点乱，眼睛瞪得很大，手里好像拿着个铁的东西……他差点撞到我，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飞快跑下去了……我往201门里看了一眼，灯亮着，地上躺着个人，头那边黑乎乎的……我吓坏了，赶紧跑回家……”
时间、地点、人物衣着、体貌、动作、顺序，甚至连“眼睛瞪得很大”、“头那边黑乎乎的”这样的细节，五次陈述完全一致。询问民警在笔录后附注：证人情绪稳定，思路清晰，回忆准确，证词可信度极高。
太一致了。一致得……令人不安。
林知墨放下笔录，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人类的记忆，尤其是对突发、恐怖事件的记忆，天然是碎片化、模糊且容易受到干扰的。每次回忆，都是一次重建过程，细节可能增减，顺序可能微调，语气和用词也可能变化。这是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常识。而张薇的证词，仿佛是从一台精密录音机里播放出来的，每一次都严丝合缝。
更让林知墨感到异样的是张薇对血腥场面的描述。在第一次（报案当晚）和第二次（次日补充）询问中，她对“地上躺着的人”和“黑乎乎”的描述还带着惊恐和不确定。但从第三次开始，她的描述变得异常详细和……冷静。
“孙建国是头朝门、脚朝里躺着的，左边太阳穴那里有个凹下去的伤口，流出来的血把浅色的地砖染红了一滩，大概有脸盆那么大……他穿着蓝色的睡衣，一只拖鞋掉了，在茶几旁边……”
这不是一个在昏暗光线、惊慌失措状态下匆匆一瞥所能观察到的细节水平。尤其是对血迹面积“脸盆那么大”的量化描述，更像是在现场勘查报告或法医描述影响下的“补充”，而非原始记忆。
而且，在所有的询问中，张薇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情绪稳定性。没有普通目击者（尤其是目睹可能凶杀现场）常见的反复叙述时的颤抖、语无伦次、前后矛盾或情绪崩溃迹象。她的恐惧似乎只存在于第一次报警电话和最初两次询问的“表层”，很快就被一种机械般的“准确陈述”所取代。
“王锐，”林知墨叫来助手，“联系办理此案的滨江区公安分局，调取证人张薇所有五次询问的录音带（如果有的话），以及询问时的现场记录，包括民警的观察笔记，比如证人当时的神态、动作、反应时间等。另外，调取张薇的详细背景资料：教育经历、工作履历、家庭关系、社会交往、心理健康记录（如果有），以及她与被害人孙建国、嫌疑人赵大勇是否存在任何我们尚未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