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秘邮戳”，将死亡事件导向“山神索命”的迷信解释，从而干扰侦查方向。在九十年代中期偏远闭塞的山村，这种干扰可能非常有效——连警方都倾向于认为这是愚昧行为而非罪案线索。

    “这不是山神收祭品，”林知墨低声自语，目光锐利，“这是有人在扮演山神，或者，至少是想让所有人相信是山神在做事。”

    他合上卷宗，对王锐说：“这个案子，不像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一起。它发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偏远山村）和社会认知（残存迷信）背景下。凶手很可能深谙此道，或者至少了解如何利用这种环境。那些符号和泥像，是破绽，也是线索。我们需要更专业的民俗学知识来解析这些符号的来源和含义，或者确认它们根本就是胡编乱造。同时，我们需要了解靠山屯内部的人际关系、利益纠葛。三个壮年男性非正常死亡，绝不可能毫无缘由。”

    “林老师，您觉得是他杀？”王锐问。

    “可能性极高。”林知墨肯定地说，“连续三年，同村三个壮年男性以不同‘意外’方式死亡，现场均出现类似的怪异标记。这概率太低。更大的可能是系列谋杀，凶手用精心设计的‘意外’和‘迷信烟雾’作为掩护。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剥开这层迷信外衣，找到里面赤裸裸的犯罪内核。”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案子的代号：《祭祀谣》。

    谣，既是民间流传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歌谣故事，也指虚假不安的传言。这个案子，就是一首用死亡谱写的、充满虚假符号的“祭祀谣”。他要做的，是听清这谣曲背后，真实的人性之音。

    “联系一下省师范大学或民俗研究所，看看有没有研究民间信仰、民俗符号的专家，我们需要咨询。另外，”林知墨补充道，“这个案子现场在偏远山村，我们的侦查方式可能需要调整。常规的警方排查可能会引起凶手警觉，甚至激起村民基于迷信的抵触。或许……需要一种更隐蔽的介入方式。”

    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既能镇住场面，又能融入基层，而且绝对可靠的人。

    “帮我接南江市局，找秦铁山。”林知墨对王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