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负责监控的侦查员汇报，“我们的人发现，孙国栋今天上午去了趟市里的报刊亭，买了一份今天的省报。回到殡仪馆后，他独自在值班室待了很久，报纸摊在桌上，但他似乎没怎么看新闻版，反而在中缝的广告或者寻人启事之类的地方停留了较长时间。下午他工作时有些心不在焉，几次抬头看殡仪馆大门外的方向，像是在等什么，或者防备什么。”
买省报？是在看关于“冰柜案”有没有报道？还是……在等那封匿名信可能引发的后续？
“林老师，现在证据链虽然不完整，但孙国栋的嫌疑已经非常大。动机、条件（冰柜、职业背景、可能的弹壳来源）、性格侧写、以及案发后的异常关注（匿名信可能为他所写），都指向他。是否可以进行传唤或者直接搜查其住所和工作场所？”平州分局的赵支队询问。
林知墨沉思片刻，缓缓摇头：“直接证据还缺最关键的一环。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将孙国栋与案发现场（冰柜内部、仿制警服、弹壳摆放）直接联系起来的物证。他的指纹、毛发、或者当年购买仿制警服的证据等。匿名信的字迹需要与他本人的笔迹进行比对，但这需要样本。现在传唤或搜查，如果他矢口否认，并且早已处理掉相关证据，我们可能会陷入被动。更重要的是……”
他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众人：“这个案子的核心，不仅仅是定罪。我们要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保存十年的‘仪式’意义何在。这关系到能否彻底瓦解他的心理防线，也是这份结案报告的价值所在。我建议，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先以其他名义（比如配合了解当年红星路27号的一些情况），与他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观察他的反应，同时秘密采集他的笔迹样本。另外，对他可能存放私人物品的地点（宿舍、值班室、殡仪馆内他常去的角落）进行更隐蔽的侦察，寻找是否有与仿制警服、弹壳、旧稿纸、特定墨水相关的物品。”
“如果他警觉逃跑呢？”
“监控小组密切注意。他的社会关系简单，缺乏外逃的经济基础和支援网络，突然消失反而坐实嫌疑。我判断，他更可能的状态是‘等待’和‘观察’。他甚至可能期待与办案人员的某种‘交流’。”林知墨分析道，“他写信给报社，就是一种试探和引导。他或许想看看，十年后的警察，能否理解他当年的‘裁决’。”
这是一种基于深度心理侧写的冒险，但赵支队选择相信林知墨的判断。“好，就按林老师的方案办。接触的人选……”
“我去。”林知墨平静地说。
“这太危险了！孙国栋可能具有危险性……”赵支队担心。
“正因为我了解他的心理，我知道如何在接触中规避直接冲突，并且最能感知他的细微反应。”林知墨态度坚决，“请安排两名经验丰富的便衣同志在附近策应，但不要靠太近。接触地点，不要在他的工作主场（殡仪馆），那会给他安全感优势。选一个中性的公共场所，比如……殡仪馆附近的小茶馆或公园凉亭，以了解其姐姐孙国英过去一些情况的理由，请他出来聊聊。”
计划商定。下午三点，一名辖区民警以居委会了解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孙国英早年的一些福利待遇）需要家属确认细节为由，打电话到殡仪馆，请孙国栋到附近小公园的凉亭见面。
孙国栋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问了句：“只是了解我姐姐的事？”
“对，一些表格需要核实一下，很快。”民警语气平常。
“……好，我半小时后到。”
挂断电话，监控人员报告，孙国栋在值班室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衣领，换上了一件干净的旧衬衫，还仔细擦了擦皮鞋。然后才走出殡仪馆，步伐平稳，但目光比平时更加警觉地扫视着四周。
他果然很注重“仪表”和“规矩”，即使是面对一次普通的社区问询。
林知墨提前坐在了凉亭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像是一个普通的民政或档案工作人员。他穿着朴素的白衬衫和灰色长裤，戴着黑框眼镜，气质斯文。
孙国栋准时出现。他个子中等，身材保持得不错，没有发福，寸头，鬓角有些灰白，脸庞瘦削，线条硬朗，眼神沉静，甚至有些过于平静，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他走路的姿势隐约还能看出军人的痕迹，挺直，步伐均匀。
他看到凉亭里只有林知墨一人，脚步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走近。
“孙国栋同志？”林知墨站起身，露出一个温和而略显拘谨的笑容，“我是区里档案整理办公室的，姓林。麻烦你跑一趟。”
孙国栋点了点头，在林知墨对面坐下，腰杆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不麻烦。我姐姐的事，还有什么需要核实的？”
他的声音不高，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语气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林知墨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些伪造的关于八十年代单位福利分房、工龄认定的表格，其中夹杂着需要“家属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