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拆开档案袋，抽出里面略显陈旧、边缘有些卷曲的纸质材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黑白现场照片的复印件，清晰度不高，但依然能看出个大概：一个典型的八十年代城镇姑娘的闺房，贴着喜庆的“囍”字窗花，布置得整洁温馨。梳妆台上，雪花膏、头油、胭脂盒摆放得一丝不苟，一面圆镜擦得锃亮。床上铺着崭新的龙凤被，枕头上却空无一人。
卷宗内附的案情简述用蓝色钢笔誊写，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当年的无奈：
“1988年5月2日晚，江州市棉纺厂女工李秀梅（时年22岁）于自家（胜利街37号）二楼卧室失踪。其父母称，当晚9时许李秀梅回房休息，房门从内闩上（老式木门，内侧有木质门闩）。次日清晨6时，母亲敲门无应答，从门缝窥见屋内无人，惊慌下与父亲合力撞开门。室内陈设整齐，无打斗痕迹，窗户从内插好，纱窗完好。李秀梅当晚所穿衣物（除贴身内衣）叠放于床头，其母亲手缝制的红色绸缎盖头（婚礼用）不见踪影。现场勘查未发现有效指纹、足迹或其他侵入痕迹。李秀梅社会关系简单，与未婚夫（机械厂技术员赵建国）感情稳定，无经济纠纷或明显矛盾。初步排查无果，案件悬置。”
典型的“密室失踪”。在那个刑侦技术更为粗糙的年代，这种案件几乎等同于无头公案，很容易被归咎于“灵异事件”或“女子私奔”的猜测，尽管李秀梅的家人和未婚夫坚决否认后者。
林知墨的目光扫过现场勘查记录、当年走访邻居和亲友的询问笔录、以及几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现场照片。他的手指停在了一张照片上——那是衣柜与东侧墙壁夹缝的特写。拍照者可能是想记录墙面情况，照片角落里，靠近墙角踢脚线的位置，有几粒非常微小的、颜色比周围深褐色的地板略浅的碎屑。
他拿起放大镜，仔细辨认。碎屑很细，不像是墙皮，也不像普通的灰尘。他将照片拿到窗边更好的光线下，调整着角度。是木屑，而且是相对新鲜的木屑——在照片拍摄时（案发次日），它们还没有完全被灰尘覆盖，颜色和质地与老旧地板不同。
他立刻翻找其他照片。在另一张拍摄房间全景的照片里，那个靠墙的老式双开门衣柜显得厚重而平常。但在林知墨的“思维殿堂”中，现场的空间结构开始三维重构。衣柜紧贴墙壁摆放，墙壁另一侧是……他快速翻阅房屋结构简图（当年绘制得很粗糙），显示那面墙后是另一间较小的储藏室，再往外就是山墙。但图纸没有标注阁楼或夹层。
一个衣柜，一堵实心墙，一个消失的新娘，几粒新鲜木屑，一个失踪的红盖头。
林知墨放下放大镜，坐回椅子，闭上眼睛。1988年的场景在他脑中复现：喜庆前夕的紧张与期待，新娘独自在房内，或许还在对镜整理妆容，或许已经躺下。房门从内闩上，窗户紧闭。然后，她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只带走了象征婚姻和归宿的红盖头。
不是灵异，也不是她自己开门走出去。门闩和窗户是物理障碍，但它们也可能被某种机关或认知盲区所欺骗。
他的思维快速检索着类似案例和建筑知识。老式民宅，尤其是八十年代及以前修建的，有时会存在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结构：为了储物、防匪、或者仅仅是建筑瑕疵而形成的夹层、暗道、不为人知的出入口。而能发现并利用这些结构的人……
他重新睁开眼，目光锐利。拿起电话，拨通了江州市局刑侦支队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副支队长老陈，声音洪亮，带着一点急切——显然对省厅“专家”的介入抱有期待。
“陈支队，我是省厅林知墨。李秀梅案的卷宗我看了。”林知墨开门见山，“我需要当年现场勘查人员的原始记录，越详细越好，特别是关于那个房间，尤其是衣柜所在那面墙的墙体厚度测量记录，哪怕只是估算。另外，当年李家的房子，在案发前一到两年内，有没有进行过大的修缮，比如加盖、改建、或者内部装修？特别是请过木工瓦工的记录。”
电话那头的老陈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林知墨首先问的是这个。“原始记录……我尽量找找，七年了，有些东西可能归档不那么细。修缮记录……这个我得去问问当年管片的老民警和街道办。”
“尽快。”林知墨道，“另外，陈支队，我需要你们准备一下，我明天过去，要重新勘查现场——如果那房子结构没大变的话。”
“现场？那房子李家老人后来搬去跟儿子住了，一直空着，锁着的，应该没大变。”老陈连忙说，“林主任，您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林知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出了他的初步判断，语气笃定：“这个案子，不是灵异事件，也不是简单的私奔或绑架。现场有一个隐藏的出入口，凶手利用了它，制造了密室的假象。这个人，非常熟悉那栋房屋的结构，极有可能，是参与过房屋修建、或者后期改造修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