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三十名学员都拿到了红旗街道命案的初步材料——现场照片、勘查记录、死者基本信息。林知墨昨晚已经让技术科把材料复印好了。
“这是真实的、正在侦破中的案件。”林知墨站在讲台前，神情严肃，“所有人签署保密承诺，案件细节不得外传。现在，你们都是这个案子的顾问。我要你们用这七天学到的东西，给侦查提供方向。”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员们翻开材料，表情认真而凝重。这和案例课不同——那是已经破获的案件，这是正在发生的、结果未知的谜题。
“现场基本情况大家看到了。”林知墨说，“独居老人被杀，现场翻乱，现金丢失，但更值钱的存折和金戒指没动。门锁无破坏，凶手可能是熟人。伤口精准，一刀毙命。凶手杀人后给死者盖了被子，还专门翻看了相册。”
他停顿了一下：“现在，分组讨论。一个小时后，每组给我一个初步侧写报告：凶手是什么人？动机是什么？侦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教室里立刻响起讨论声。这次的分组和昨天一样，李卫国、王志刚、沈冰等六个人昨晚去过现场，他们成了各组的核心。
李卫国那组，沈冰先把昨晚的观察复述了一遍。组员们认真听着，不时提问。
“盖被子这个行为，我觉得很关键。”组里那个女队长说，“凶手对死者有某种……情感？或者愧疚？”
“也可能是为了拖延发现时间。”年轻刑警说，“盖上被子，从窗外看像是老人在睡觉，不容易引起怀疑。”
“但如果是伪装抢劫，为什么不把现场伪装得更像？”技术员学员提出疑问，“把存折和戒指拿走，不是更合理吗？”
沈冰在本子上画着关系图：“也许，凶手不能拿那些东西——因为一旦拿走，侦查方向就会指向知道这些东西存在的人。比如，只有家人才知道老人有存折和金戒指。”
“所以凶手可能是家人？”女队长压低声音。
“或者，”李卫国开口，声音低沉，“凶手知道家人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所以故意不拿，以免怀疑落到家人身上——这反而说明，凶手很可能就是家人，或者非常了解家庭情况的人。”
这个推断让组员们都沉默了。如果是亲人作案，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另一边，王志刚那组从技术角度分析。
“刀伤非常专业。”王志刚指着放大的伤口照片，“从角度和深度看，凶手要么受过专业训练，要么有相关经验。医生、护士、退伍军人、屠夫……或者，经常用刀的人。”
“还有指纹。”组员说，“相册上的指纹已经送去比对了。如果是家人，很快就能确认。”
“但如果是家人，为什么不戴手套？”另一个组员提出疑问，“既然反侦查意识这么强——精准杀人、伪装现场、开煤气掩盖气味——为什么会留下指纹？”
王志刚推了推眼镜：“也许，翻看相册时情绪波动，忘了戴手套。或者，他根本不在乎留下指纹——因为他有合理的理由碰那些相册。比如，他就是照片里的人。”
各组都在激烈讨论。林知墨在教室里走动，听着不同组的分析。有些推断很接近，有些则偏离了方向，但都有其逻辑。
一个小时后，汇报开始。
第一组的推断是：凶手是30-50岁男性，与死者熟悉，可能有医学背景或相关经验。动机可能是经济纠纷或长期积怨。侦查重点应放在老人的亲属、学生、邻居中，特别关注最近与老人有过接触且有医学背景的人。
第二组王志刚那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凶手可能不止一人。一个人负责杀人，另一个人负责伪装现场。因为有些行为显得矛盾——精准杀人的冷静，和伪装现场的粗糙。
第三组则认为，凶手可能是女性。“盖被子这个行为，更符合女性的情感表达方式。”汇报的女学员说，“而且如果凶手是女性，老人可能更不会防备。”
轮到李卫国这组时，沈冰再次上台。
她没有直接说结论，而是先展示了一张自己画的思维导图：“我们组从行为矛盾点入手。现场有几个明显矛盾：第一，凶手杀人冷静专业，但伪装现场粗糙业余；第二，凶手翻乱了屋子，却专门查看相册，行为有选择性；第三，凶手拿走了现金，但留下了更值钱的物品。”
她切换下一张图：“这些矛盾可能说明，凶手的首要目的不是抢劫。抢劫是伪装，是为了转移侦查视线。那么真实目的是什么？可能是仇杀、情杀，或者……家庭内部矛盾。”
“具体来说，”沈冰继续说，“我们注意到，被翻看的相册都是老人和子女的合影。凶手可能在确认什么——也许是在确认子女的样貌，也许是在寻找某张特定照片。而盖被子的行为，结合精准的刀伤，可能暗示凶手对死者有复杂的情感：既下得了狠手，又有某种愧疚或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