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职业特征呢？”技术员学员问，“能不能推断出他是做什么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李卫国忽然说：“屠宰场。”

    其他人都看向他。

    “为什么？”沈冰问。

    李卫国指着卷宗里的一段描述：“第三起案子，受害者说凶手身上有‘腥味’。一开始以为是血的味道，但后来法医说受害者身上没有开放性伤口，凶手应该也没受伤。那腥味是哪来的？”

    他继续说：“城乡结合部有什么地方有腥味？鱼市、肉摊、屠宰场。如果是鱼市或肉摊，那种腥味和血腥味不一样，受害者应该能分辨。她说‘像是血的味道’，那更可能是屠宰场。”

    “而且屠宰场经常上夜班。”年轻刑警反应过来，“凌晨作案，完事还能回去上班，不引人怀疑。”

    沈冰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还有‘强迫洗澡’这个行为。如果凶手每天工作在血腥环境里，他可能对‘脏’有特殊的敏感——无论是物理上的脏，还是道德上的‘脏’。”

    讨论越来越深入。其他组也在激烈争论。王志刚那组从“带走贴身衣物”这个行为，推断凶手可能有收集战利品的习惯，用于事后回味；另一组从受害者年龄跨度大（22-45岁），推断凶手不是针对特定外貌，而是针对“独居女性”这个状态……

    林知墨在各个组之间走动，偶尔提问，但不给答案。他要的是学员们自己的思考。

    第二天上午，汇报开始。

    第一组代表是那个年轻刑警，他紧张地站在讲台上，照着笔记念：“我们认为凶手是25-40岁男性，有体力，熟悉城乡结合部环境，可能在屠宰场、肉联厂等工作。他有反侦查意识，可能有前科。动机是性侵和抢劫双重，强迫洗澡可能是为了消除证据或满足某种心理需求。”

    林知墨点点头：“为什么是25-40岁？”

    “因为……这个年龄段有体力实施犯罪，而且系列案跨度两年，太年轻或太老都不太可能。”

    “合理。”林知墨说，“但可以更精确一点——从现场描述看，凶手能制服受害者而不引起激烈反抗，说明他有一定的控制技巧，可能经历过体力劳动或训练。年龄可以缩小到28-38岁。”

    第二组汇报，王志刚上台。他展示了一张自己绘制的作案地点分布图：“六个现场分布在三个城市，但都在交通干线附近。我们判断凶手可能有交通工具，摩托车或自行车。而且他选择目标是有规律的——总是在月初或月中的几天作案。”

    “为什么？”林知墨问。

    “可能和他的工作排班有关。”王志刚说，“比如屠宰场可能是轮班制，他固定在某些天休息或上夜班，有时间作案。”

    第三组、第四组……每个组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有的关注凶手的性心理，有的关注他的行为模式演化，有的尝试做地理画像。

    轮到李卫国这组时，沈冰代表上台。她拿着笔记本，但很少看，而是直接面对大家讲述。

    “我们组除了大家提到的点，还关注了两个细节。”沈冰的声音清晰平稳，“第一，凶手不说话或很少说话。除了第五起案子他说了句‘洗干净’，其他时候都是沉默的。这可能有几种解释：他害怕声音被记住；他有语言障碍；或者，沉默本身就是他控制情境的方式——不说话，让受害者更恐惧。”

    她切换了一张自己画的图表：“第二，我们统计了受害者描述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冷静’、‘有条理’、‘不慌不忙’。这说明凶手在犯罪时处于一种高度控制的状态。结合他强迫洗澡的行为，我们推断：凶手可能把犯罪视为一种‘清洁仪式’——他通过控制、清洗受害者，来满足自己对‘秩序’和‘洁净’的病态需求。”

    台下有学员小声议论。这个角度很新颖。

    “那么，他的职业可能不仅是屠宰场。”沈冰继续说，“任何需要高度秩序和清洁的工作，都可能塑造这种心理——比如医院的护工、工厂的质检员、甚至……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林知墨眼睛亮了一下。这个推断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

    六个组全部汇报完后，林知墨走上讲台。

    “大家分析得都很好。”他说，“现在，我公布这个案子的真实情况和侦破过程。”

    他播放了完整的案件幻灯片：“‘夜魔’真名孙强，32岁，临州市屠宰场夜班工人。父亲早逝，母亲有洁癖，经常因为一点脏就严厉惩罚他。他18岁时在母亲安排下结婚，但妻子因无法忍受他的洁癖和控制欲，三年后离开。此后他独居，性格越发孤僻。”

    “屠宰场工作让他每天都接触血腥，这加剧了他对‘脏’的焦虑。他开始犯罪，最初确实是为了性，但很快发现，控制受害者、强迫她们洗澡，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感——那一刻，他成了‘清洁者’，而不是‘被污染者’。”

    林知墨展示了孙强的照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