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主任，早。”王锐递过茶杯，“今天天气真冷，听说北边都下雪了。”
“嗯。”林知墨接过茶杯，温热的触感透过瓷壁传来。他看了眼墙上的日历——11月7日，立冬。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他到省厅已经四个月了。
办公室里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李振波在电脑前录入数据，键盘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杨雪整理着培训班的报名材料——首批30名学员的选拔工作即将开始；王锐则在协助林知墨完善《犯罪心理侧写初步》的讲义初稿。
上午十点，办公室的电话准时响起。这是周一上午的固定来电——沈冰从南江打来的每周工作汇报。
王锐接起电话，说了两句后捂住话筒：“林主任，沈冰姐。”
林知墨接过电话：“沈冰。”
“林老师。”电话那头传来沈冰清晰柔和的声音，背景很安静，应该是在南江特行组的办公室里，“按照您上周的建议，我把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又优化了一下，现在可以支持多条件组合查询了。”
“具体说说。”林知墨拿起笔，准备记录。
“目前数据库已经录入了1200起案件，包括我们南江本地的，还有周边地市交流过来的典型案例。”沈冰的汇报条理清晰，“每条案件记录都按照您设计的编码表，标注了‘作案手法’（如破门方式、捆绑方式、凶器类型等）、‘目标类型’（独居女性、商铺、车辆等）、‘时空特征’（季节、时间段、区域分布）、‘签名行为’（如有无特殊标记、有无多余动作等）等十五个维度的信息。”
林知墨听着，在笔记本上记录关键点。1200起案件，这个数字不小了。在90年代中期，全靠手工卡片和简单数据库能做到这个程度，沈冰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上周我尝试用新系统做了几次串并案测试。”沈冰继续说，“有一个发现：三起跨度五年的入室抢劫案，手法高度相似——都是选择老旧小区二楼住户，用自制的‘L’形铁钩从气窗伸入拨开插销入室，只偷现金和小件首饰，不破坏其他物品，作案时间都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而且……都在现场喝过水，杯子会放回原处。”
林知墨眼睛一亮：“现场喝水并还原杯子……这是明显的‘舒适行为’，显示凶手在犯罪过程中仍保持一定的自制力和秩序感。三起案件时间跨度五年，但手法如此稳定，说明凶手很可能有前科，或者在长期服刑后重新作案。”
“我也是这么想的。”沈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成就感，“已经把这组案件标记为‘高危串并’，秦队正在组织人手重新调查。另外，我还在尝试编写一个简单的‘行为相似度算法’。”
“算法？”林知墨有些意外。1994年，计算机在公安系统的应用还很初级，大部分仅限于文字处理和简单数据管理。
“嗯，其实就是一套权重打分规则。”沈冰解释，“我给每个行为特征赋予不同的权重分值。比如‘破门方式’如果完全相同，得10分；‘作案时间’在同一时段，得5分；‘目标类型’一致，得3分等等。然后计算两起案件的总相似度分数，设定一个阈值，超过阈值就提示‘可能串并’。虽然粗糙，但比人工比对快很多。”
林知墨嘴角微微上扬。沈冰的创造性思维总是能给他惊喜。这套方法虽然简单，但背后的逻辑是科学的——犯罪者的行为模式确实具有稳定性和可识别性，通过量化比对，可以提高串并案的效率和准确性。
“很好的尝试。”林知墨肯定道，“不过要注意两点：第一，权重设置要有依据，最好能基于我们已有的案例分析，找出哪些特征更具有区分度；第二，算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最终还是要靠人工研判，不能完全依赖机器。”
“我明白，林老师。”沈冰认真记下，“另外，数据库还提示了另一组潜在串并案——四起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摩托车抢劫案，受害者都是夜间独行的女性，被抢的都是手提包。手法类似，但有一个细节差异：前三起凶手得手后立刻骑车逃离，第四起却在逃离前对受害者说了一句‘以后晚上别一个人出门’。”
“一句提醒……”林知墨沉吟，“这可能是凶手的心理发生变化，从单纯的财物抢劫，开始产生某种扭曲的‘关怀’或‘控制欲’。要重点关注这第四起案件，凶手可能会再次作案，而且行为可能升级。”
“好的，我马上标记出来。”
工作汇报持续了二十分钟。沈冰详细说明了数据库的进展、遇到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计划。她的思路清晰，考虑周全，已经完全能够独立主持这项工作了。
林知墨给出了一些专业指导，最后说：“你做得很好，沈冰。数据库的建设和应用，比你想象的更有价值。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把零散的犯罪信息系统化、结构化，从中发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