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是标准的配置：一张长桌，三把椅子。陈涛被铐在受审椅上，面对着单向玻璃。赵支队主审，林知墨坐在侧面观察，王锐记录。
桌上摆放着关键证物：两个变声器、电话卡、录音带、剪报本、踩点笔记本，还有那本《犯罪心理学导论》。
“姓名。”
“陈涛。”
“年龄。”
“三十一岁。”
“职业。”
“……无业。以前是省第二纺织厂职工，1990年被辞退。”陈涛的声音平静，口吃在正式回答时反而不明显了。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知道。我打了恐吓电话，吓唬学校。”陈涛直接承认，没有丝毫抵赖。
“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问题让陈涛沉默了几秒。他抬起头，目光越过赵支队，看向墙壁，仿佛那里有什么画面。
“为了……让所有人睁开眼睛。”他说，“看看这个教育系统有多烂，多不公平。”
“具体说说。”
陈涛开始讲述，语速不快，但逻辑清晰。这是一个积累了四年的故事：
1990年夏天，他儿子陈浩中考。孩子很努力，成绩一直不错，模拟考都能过重点线。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考试上——作为普通工人家庭，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成绩出来：587分。按照往年的分数线，上省实验中学没问题。但那年分数线调整，实验中学涨到590分。差三分。
“就三分！”陈涛的声音激动起来，“我儿子哭了三天。我去学校问，去教育局问，他们说‘政策调整，公平对待所有考生’。公平？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花钱请名师补课，可以找关系弄特长加分，可以……可以花钱买分！我听说有人花了五千块，就让差十分的孩子进了实验中学！五千块！我一年工资都不到两千！”
他开始上访。从学校到教育局，从区里到市里再到省里。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他“影响工厂形象”，让他“适可而止”。他不听，继续跑。1990年8月，厂里以“长期旷工上访，严重影响工作秩序”为由，将他辞退。
妻子劝他认命，他不肯。夫妻争吵越来越多。1990年11月，妻子提出离婚，带着家里仅有的积蓄回了娘家。儿子陈浩从重点中学落榜后，进入普通中学，成绩一落千丈，开始逃学、打架。高二那年，干脆辍学了。
“我那时候还在跑信访，以为只要坚持，总能讨个说法。”陈涛的眼神变得空洞，“等我反应过来，儿子已经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了。我骂他，打他，他说‘爸，你讨公道讨了两年，讨到什么了？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要么有钱，要么有势，我们什么都没有，认命吧’。”
1993年春天，陈浩因参与抢劫被抓获。开庭那天，陈涛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儿子戴着手铐被押进来。陈浩看了他一眼，眼神冷漠，然后转开了头。
“他恨我。”陈涛喃喃道，“恨我为了那三分，毁了整个家，也毁了他。”
儿子判刑后，陈涛彻底崩溃了。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教育问题的报道，收集各种负面新闻，试图证明“不是我的错，是系统的错”。他继续信访，但回应越来越敷衍。他开始向媒体投稿，化名“旁观者”，希望引起社会关注。
“今年9月，最后一次信访被驳回。”陈涛说，“那个办事员对我说‘陈涛同志，你反映的问题已经核查过很多次了，事实清楚，政策合规。你儿子犯罪是他自己的选择，不能怪教育制度。你要理性对待’。”
他抬起头，眼神里燃烧着一种病态的火焰：“理性？我理性了四年！我写信，上访，投稿……有人理我吗？我儿子在监狱里，我老婆跑了，我工作没了，我一个人住在这破房子里……他们让我理性？”
“所以你就想到了打电话恐吓学校？”赵支队问。
“开始没想到。”陈涛老实承认，“是看了这本书。”
他看向桌上那本《犯罪心理学导论》。“我在旧书摊买的。里面讲到报复社会型犯罪，说有些人会通过制造公共事件来引起关注，表达诉求。我想……也许这是个办法。”
“你就没想过会伤害无辜的学生和家长？”林知墨第一次开口。
陈涛转向他，眼神复杂：“我想过。但我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代价。不制造大的恐慌，没有人会在意。就像书上说的……‘社会性疼痛’才能唤醒麻木的人。”
“那你为什么没有真正放炸弹？”林知墨追问，“你准备了那么久，踩点，练习，录音……为什么不真的去做？”
这个问题让陈涛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良久，他才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我下不了手。我儿子当年也是学生……我看着那些学生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