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学第二次恐吓电话的录音，在技术部门进行了进一步处理。去除更多杂音后，凶手陈涛的声音特征更加明显——那种轻微的口吃，在情绪激动时格外突出。
“看、看到报纸了？胡说八道！我、我不是求助，我是揭发！教、教育系统烂透了！1990年中考，实验中学，明、明明有黑幕！有人花钱买分，有人走关系！我儿子差三分，就、就因为他爸是普通工人，没、没钱没势？！”
林知墨将这段话反复听了五遍，用笔在本子上记录关键信息点：
1. 时间节点：1990年中考。
2. 具体指向：实验中学。
3. 核心指控：花钱买分、走关系等“黑幕”。
4. 个人遭遇：儿子差3分落榜，父亲是普通工人。
5. 情绪内核：对“不公平”的极度愤怒。
“1990年中考……”林知墨喃喃道。他转向王锐：“昨天方博士给的档案里，有关于1990年中考分数线调整的具体文件吗？”
“有，在档案室，我这就去取。”王锐快步离开。
十分钟后，一份泛黄的《省城1990年中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复印件摆在桌上。文件日期是1990年5月，由市教育局和招生委员会联合印发。
林知墨快速翻阅。文件的核心内容是调整重点中学录取政策：由于当年考生人数比1989年增加了18%，而重点中学学位有限，决定将录取分数线在去年基础上整体上调5-8分。文件强调这是“基于公平原则的宏观调控”，并设立了“特长生加分”、“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补充条款。
附件里有当年各重点中学的具体录取分数线。省实验中学的分数线从1989年的582分，上调到1990年的590分——整整提高了8分，是上调幅度最大的学校之一。
“上调8分……”林知墨计算着，“按照陈涛的说法，他儿子差3分。那么实际分数应该是587分。这个分数在1989年是可以上实验中学的，但在1990年不行。”
他把文件推给王锐：“查一下，1990年中考分数在587-589分之间，报考实验中学但未被录取的学生名单。特别是父亲在工业区工厂工作的。”
“好，我联系教育局招生办。”
等待的时间里，林知墨没有闲着。他让李振波调取了省城1990年以来所有关于教育公平、中考改革的媒体报道。杨雪则负责搜集1990-1994年间，家长因子女教育问题上访的信访记录。
一个多小时后，几份关键材料汇总到林知墨面前。
第一份是教育局提供的名单：1990年，报考省实验中学且分数在587-589分之间的考生，共27人。其中19人通过“特长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加分渠道被实验中学录取，3人被其他重点中学录取，5人落榜后进入普通中学。
这5名落榜生的家庭信息被单独列出。林知墨的目光直接锁定在第三个名字上：
陈浩，男，1990年中考分数587分，报考省实验中学，未录取。
父亲：陈涛，31岁，原省第二纺织厂职工，1990年8月因“长期上访影响工作”被厂方辞退。
母亲：李秀英，同年11月与陈涛离婚，迁回原籍。
陈浩后续：进入市第三中学就读，高二辍学，1993年因参与团伙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在省第二监狱服刑。
所有信息严丝合缝地拼凑在一起。
第二份材料是信访办的记录。从1990年8月到1994年9月，陈涛先后向市教育局、市政府、省教育厅、省信访办投递举报信和上访材料共计43次，核心指控都是“1990年实验中学招生存在黑幕”、“有人花钱买分顶替了他儿子的名额”。所有信访件的处理结果都是“经查不实”或“已按政策处理”。
最近一次信访是1994年9月28日，距离第一次校园恐吓电话（10月11日）仅两周。信访办的处理意见是：“反映问题已多次核查，事实清楚，政策合规。建议信访人理性对待子女教育问题，如有新证据可再反映。”
“理性对待……”林知墨轻声重复这四个字。对于一个坚信儿子被不公对待、为此失去工作家庭、看着儿子堕入犯罪深渊的父亲来说，这样的回复无异于火上浇油。
第三份材料来自媒体。1991年3月，《省城晚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一分之差，人生殊途？》的报道，探讨中考分数线调整对普通家庭学生的影响。文章采访了几位落榜生家长，其中一位化名“陈先生”的家长说：“我儿子每天学习到凌晨，就为了考上好中学。现在因为政策调整，差三分没考上。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请家教、上补习班，我们工人家庭的孩子怎么办？”
这篇报道的作者署名就是“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