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弥漫着香烟和茶水混合的气味。长方形的会议桌边坐了七八个人，除了方明、林知墨和王锐，还有来自总队重案支队的两名领导，以及专门从沿江三市赶来的刑警负责人。桌子中央摆着一台黑色的电话会议机，扬声器里传来滋滋的电流声。
这是“长江浮尸系列案”第一次三省联合案情分析会。由于案件涉及湖北(江城)、安徽(安庆、芜湖)两省三市，且抛尸可能跨省，公安部刑侦局批示要求三省刑侦部门协同侦查。省厅作为牵头单位，召集了这次电话会议。
“各位，静一静。”方明主持会议，他敲了敲桌子，“现在连线江城和安庆的同志。”
技术员拨号，一阵忙音后，扬声器里传出嘈杂的声音，还夹杂着其他线路的串音和回声。
“喂？喂？省厅吗？我是江城刑侦支队老刘！”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
“安庆市局孙建国，听到请回话！”另一个声音紧随其后。
“听到了，声音很清楚。”方明对着麦克风说，“芜湖的同志在会议室，我们开始吧。首先，请各案发地汇报最新进展。”
按照顺序，三地负责人开始介绍情况。
江城的刘队长语速很快：“我们这边是第一具，7月18号发现的。死者男性，估测40岁左右，身高一米七，体态偏瘦。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衣服是地摊货，鞋底磨损严重，像长期走路的人。我们排查了全市的旅馆、工地、救助站，没有匹配的失踪报案。DNA样本已经提取，但数据库里没比中。”
安庆的孙队长接着：“我们这具是8月15号发现的，情况差不多。男性，估测35到45岁，也是流浪人员特征。有个细节：死者左手虎口有老茧，右手食指也有，像是长期拿工具的手。我们怀疑可能是木工、泥瓦匠这类手艺活的人。同样，没有身份线索。”
芜湖来的是一位副支队长，姓陈，四十多岁，面色凝重：“我们9月2号发现的这具，刻的是‘赎’字。死者体貌特征和前两具类似，但我们法医有个新发现：死者牙齿磨损很严重，门牙有缺口，像是长期咬硬物或者……咬绳子？另外，我们在抛尸点上游三公里的江滩，发现了一处可疑的拖拽痕迹，还有半个模糊的鞋印，42码，花纹比较特殊，已经取样。”
三个地方汇报完，基本情况和林知墨从卷宗中了解的差不多。流动人口，身份成谜，线索稀少。
“各位，”方明开口道，“关于案件的性质和侦查方向，我们厅犯罪心理分析研究室的林知墨同志有一些初步的分析。请林主任介绍一下。”
会议室里和电话那头的目光，都聚焦到林知墨身上。有好奇，有审视，也有明显的不以为意——几个老刑警交换了下眼神，那种“又来了个搞理论的”的表情。
林知墨没有在意这些。他打开笔记本，声音平稳清晰：
“各位领导、同事，我简要汇报一下对这三起案件的初步心理行为分析。”
他用了十分钟，系统阐述了从捆绑方式、刻字特征、抛尸规律、受害者选择等方面推断出的凶手画像。核心结论与他对王锐说的基本一致：凶手应为60岁以上男性，有多年长江航运经验，可能曾任高级职务，居住在某港口城市，每月农历十五前后作案，作案动机与某起历史航运事故引发的心理创伤有关。
“基于以上分析，”林知墨最后说，“我建议侦查方向可以朝以下几个方面侧重：第一，重点排查1983年‘江渝号’重大事故的幸存船员，特别是当时在船且仍健在者，了解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心理状况。第二，各港口城市排查退休船员群体，重点关注独居、性格孤僻、近年有异常行为(如经常夜间去江边、购买特殊绳索工具)的人员。第三，排查各港口附近的废品站、渔具店、五金店，看是否有人近期多次购买相同规格的麻绳和扁刃刻刀。第四，建议沿江各市梳理近两年来所有未破的失踪案，特别是失踪者为中年流动男性的，看能否与本案串并。”
他说完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电话那头，江城的刘队长首先开口，语气里带着质疑：“林主任，你这个分析……听起来有道理。但实操性呢？光我们江城，退休的老船员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挨个排查得查到什么时候？还有那个‘江渝号’事故，都过去十一年了，当年的船员现在散的散、死的死，怎么查？”
安庆的孙队长也附和：“是啊，而且你说凶手住港口城市，凭什么？他不能是开车沿江流窜作案吗？”
这是典型的实战派对理论派的质疑。林知墨早有预料。
“刘队、孙队的问题很实际。”林知墨语气依然平稳，“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推断凶手居住在某港口城市。”
他拿起一张长江航运图：“大家看三个抛尸点。江城、安庆、芜湖，都是长江重要港口，航运繁忙。如果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