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墨提着简单的行李包，和王锐一前一后走进犯罪心理分析研究室的办公室。窗外的省城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开阔，车流声隐约传来，与南江老城区的静谧截然不同。
办公室比离开时整洁了些，那盆放在窗台上的绿萝却有些蔫了——显然在他离开的这两周里，没人记得给它浇水。林知墨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窗台下的塑料水壶，走到走廊尽头的水房接满水，回来细细浇灌那盆半枯萎的植物。
“林老师，您还养花啊？”王锐放下背包，好奇地问。
“不是养。”林知墨看着水流渗入干涸的土壤，“是它自己活下来的。”
办公室的墙上多了两幅挂图。一幅是中国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图钉标注着一些地点——林知墨认出那是“夜魔案”的相关现场。另一幅是手绘的“犯罪心理学理论框架图”，笔迹清秀工整，应该是方明的手笔。图上用箭头连接着“行为主义”、“精神分析”、“认知理论”等几个大框，下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小字注解。
靠墙的资料柜旁，李振波正对着那台386电脑的黑色屏幕皱眉，手指在键盘上犹豫地敲击着。听到动静，他转过头，眼镜后的眼睛一亮：“林主任回来了！”
“叫林老师就行。”林知墨纠正道。他还不习惯“主任”这个称呼。
“方博士去总队开会了，说您回来就先看看这些。”李振波起身，指着墙角堆放的三个厚纸箱，“这是最近一周各地报上来的疑难案件卷宗复印件，总队领导批示，让我们研究室‘从专业角度提供分析意见’。”
三个纸箱，每个都塞得满满当当。林知墨蹲下身，打开最上面一个箱子的盖子。里面是整齐码放的档案袋，每个袋子上都贴着标签：案件编号、发生地、简要案情。他随手抽出几份翻阅——
“江州市系列入室盗窃案，嫌疑人专偷女性内衣……”
“滨海市渔船失踪案，三名渔民连人带船消失……”
“永安县牲畜虐杀案，一个月内十七头牛羊被剖腹……”
案件五花八门，有的明显涉及异常心理行为，有的则可能只是普通刑事案。林知墨明白，这是总队领导在测试研究室的“成色”——看看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到底能在多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么多啊……”王锐咋舌，“全省的疑难案件都送来了？”
“应该是筛选过的。”林知墨将档案放回，站起身，“方博士有什么交代吗？”
李振波推了推眼镜：“方博士说，您先大致浏览，挑出最典型、最可能涉及犯罪心理的几起，下周例会讨论。他还说……”李振波顿了顿，压低声音，“总队领导很关注‘夜魔案’后续的影响，希望我们能尽快再出成果。”
压力无形，但确实存在。林知墨点点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桌上很干净，只有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陶瓷笔筒。他拉开抽屉，里面整齐摆放着他在南江时常用的那本黑色硬皮笔记本——沈冰在他离开前，细心地帮他把所有笔记和资料整理好，带来了省城。
翻开笔记本，里面是他手写的案件分析框架、行为特征编码表、以及一些零散的理论思考。字迹工整，逻辑清晰。王锐凑过来看，忍不住赞叹：“林老师，您这笔记做得真系统。”
“习惯。”林知墨淡淡地说。他前世做学术时，就有严格整理笔记的习惯。重生后，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成为他连接两个时空知识体系的桥梁。
他抽出几张白纸，开始规划工作：“王锐，你协助李振波，先把这三个箱子的案件按照‘疑似心理异常行为’、‘可能涉及特殊动机’、‘需进一步信息’三类初步筛选。标准我写给你。”
他在纸上快速列出几条：
1. 作案手法有重复性、仪式性特征；
2. 受害者具有特殊共性（职业、年龄、外貌等）；
3. 现场存在明显超出犯罪必要的“多余行为”；
4. 嫌疑人动机与所得利益明显不符；
5. 案件中存在矛盾或难以用常理解释的细节。
“先按这个筛一遍，把第一类的挑出来，我重点看。”林知墨把纸递给王锐。
王锐接过，认真看着：“林老师，这个‘仪式性特征’具体指什么？您能举个例子吗？”
林知墨想了想，从档案堆里重新抽出一份——那是他在南江侦破的“邮政所连环抢劫案”的简化版卷宗复印件。他翻开，指着现场照片和文字描述：
“你看这个案子。凶手每次抢劫后，都会在现场留下手写的字条，内容都是‘蛀虫’。抢劫本身是为了钱，但留字条这个行为，对达成抢劫目的没有帮助，反而增加了暴露风险。这就是‘多余行为’。而字条内容重复、书写工整，显示这不是随意涂鸦，而是有特定含义的‘表达’。这种有规律、有象征意义的重复行为，就可以视为一种‘仪式